秦始皇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江山二世即妄

不幸的是，权力社会原本来自武力社会，权力集团也必定产生于武力集团。即便是那些依靠“和平手段”夺得江山者，比如曹氏父子（魏）、司马家族（晋）、赵匡胤兄弟（宋），哪一个没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作为坚强后盾，又哪一个不是军阀？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权力社会很容易变成集权社会。因为对于战争的胜利而言，集权是必须的。如果一个部落或民族长期使用武力，那它就必定集权，甚至会产生专制和独裁。当然，集权未必专制，专制也未必独裁。比如唐代制度规定，皇帝的旨意，必须得到宰相议事机构──政事堂会议的认可方能生效，就不独裁。但不管怎么说，集权则是必须的。

好在这并不成问题，因为农业民族对集权有一种渴望。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所说，他们是由许多单个马铃薯集合而成的“一袋马铃薯”。“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因此，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只能由我们这样的农业民族发明出来。或者说，当农业民族进入到文明时代时，他们一定会建立一个权力社会，甚至集权社会。

从武力社会过渡到权力社会，这是一个进步，因为社会运作的成本明显降低了。过去，为了支配资源，分配财富，必须付出血的代价，正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这对于整个人类而言，无疑是巨大的灾难。现在，“硬打拼”变成了“软着陆”。只要一声号令，一道文书，便可令行禁止，岂不是节约？节约下来的人力物力可以用来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人民群众也可以安居乐业，岂非进步？

所以，帝国制度建立之初，不但统治阶级意气风发，以为是替天行道，就连被统治阶级也额手称庆，欢欣鼓舞。按照贾谊《过秦论》的说法，秦始皇“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建立起自己中央集权的王朝时，并没有引起普遍的反抗。相反，那些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都真心拥护新的政权（天下之士斐然向风），并对它抱有极大希望（莫不虚心而仰上）。这应该说是一个事实，因为民众总算不会动不动就被砍掉脑袋了。“元元之民”既然能“安其性命”，自然感恩戴德，山呼万岁。实际上，大秦帝国过早灭亡的原因之一也正在这里──他们还没有学会正确和娴熟地使用权力。权力是一种“非典型暴力”，然而始皇和二世却把它当作典型暴力（武力）来使用，岂有不亡之理？

秦虽二世而亡，汉却继承了秦的事业并获得成功。这说明集权和统一是当时历史的要求，秦与汉则不过充当了历史要求的执行者。事实上，仅是水灾和饥馑，就要逼出一个中央集权来。那时割据的诸侯，除秦国以外，几乎无不以邻为壑，比如修筑不利于他国的堤坝，在灾年禁止谷米的流通。公元前332年，赵国与齐魏作战时，竟然将黄河决堤以浸淹对方，受苦受难的只能是贫苦无告的民众。天灾加上人祸，如再不出现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集天下之权，那可真是民不聊生！事实上，秦始皇就宣称自己的功劳是“隳坏城郭”和“夷去险阻”，即国内不再设防，粮食全部流通。可见集权一事，在当时还真是一个福音。

更何况，那时也没有别的路好走。封建制度（邦国制度）已弊端尽显，民主制度（城邦制度）又闻所未闻，除了走向集权，又能如何呢？

现在需要的，只是为它找到一种形式，并使之制度化。

于是，帝国被发明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