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黄一鹤，北京正在下年前最后一场雪。1982年，黄一鹤是中央电视台文艺部导演，也是一个下雪天，他匆匆赶到台长办公室。一进门，王枫开口：“老黄，这一次的迎春晚会交给你搞怎么样？”
后来，他又连续执导84年、85年、86年和90年的春晚，有人称他“春晚开山鼻祖”。
如今，这个已年过七旬的老人坐在我们对面，再次忆起往昔，脑子里装着的，除了一箩筐关于春晚的往事，还有一个老导演对春晚命运的真诚体悟。
五盘纸条解禁《乡恋》
区区600平方米的演播室、60多位演职人员、200名现场观众——1983年的“春晚”却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实现现场直播、第一次观众参与点播互动、第一次设立晚会主持人……
正是现场点播，催生了当年春晚最为经典的一幕：歌曲《乡恋》的解禁。
《乡恋》诞生于1979年，由张丕基作曲、李谷一演唱，随着电视片《三峡传说》的播出而红极一时。
可是，由于当时文艺界仍然受“文革”时期歌曲“高、快、响、硬”的影响，《乡恋》一经播出就受到点名批评，被列为禁歌，尽管受到全国许多观众的喜欢，但在正式场合谁也不敢碰。
晚会刚开始，负责电话记录的女孩就端着满满一盘子点播条走进导演间。黄一鹤随拿起一个：李谷一，《乡恋》；再打开一个，还是：李谷一，《乡恋》。
这是个雷区，黄一鹤知道自己做不了主。他朝女孩使个眼色，意思是“找那位老同志去”。盘子到了坐镇现场的广电部部长吴冷西手里，他看了，摇摇头。
没过多久，又端来一满盘，还是《乡恋》。黄一鹤指了指，盘子又到了吴冷西桌上。吴冷西稍作犹豫，还是摇摇头。
第五盘装满点播《乡恋》的条后，吴冷西再也坐不住了，在后台又是踱步又是擦汗。终于，他走进导演间，猛跺一下脚：“黄一鹤，播！”
而当时已经唱了五六首歌的李谷一正坐在演员席上，她对于幕后发生的一切毫不知情。听到主持人姜昆拉长了音报出“乡——恋——”时，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心里只涌现出三个字：“解禁了”。
“无产阶级专政工具”交给港台演员
1983年春节后，许多观众来信称这台晚会是“人民自己的”，在黄一鹤看来，无论是当时还是今日，这都是最高的评价。
但1984年春晚，却让他倍感头疼。
“那时刮起一阵风叫做‘清除精神污染’，禁止萎靡之音，常有小伙子被摁在地上剪裤腿、剃小胡子，不光警察要管，戴红袖标的老大娘也要管。这该怎么办呢，又要回到八个样板戏那块去了？那晚会就没法搞了。”
一则关于撒切尔夫人来北京洽谈中英联合公报的消息拯救了黄一鹤：“青年人那么喜欢香港的东西，干脆以攻代守，把港台演员请到北京来参加春节晚会。”
于是就找到台领导汇报，当时他们也觉得好，一拍大腿：“晚会的高度大不一样了，就这么办吧。”
但是，这一提议，受到了来自上层的压力。“那个时候，话筒不叫话筒，叫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个工具要交给港台演员，谁敢？”
到了腊月二十七，还有三天，港台演员的提议还没通过。台领导王枫坐不住了，几乎每隔20分钟和吴冷西通一个电话，两个一把手僵持不下。后来改变战略，换成副台长和副部长沟通，然后向一把手通报。
这通电话，从晚上八点半打到十一点，在一次次拍着胸脯向党和组织做完保证后，只见副台长洪梅生放下电话，一蹦老高，说：“同意啦！同意啦！”
“为了让老百姓们高兴一下，怎么就这么困难呢？”回忆这段经历，黄一鹤难抑眼泪，称自己虽导过很多次晚会，但从未有过1984年春晚这样的感动。
台湾主持人因上春晚父母被抓
历届春晚舞台上，唯一出现台湾主持人，也是在1984年，这个人，就是台湾主持人黄阿原（本名黄益滕）。
1983年年底，还有一件事让黄一鹤头疼：缺一位港台主持人。就在他寻人无门时，台长找到黄一鹤，神秘地说：你别找了，有个现成的，刚从台湾回来一个，为了躲避敌对势力暗杀，现在还在保密阶段。他是你本家，叫黄益滕。
人选确定了，但在审查上又有了问题。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话筒能否交到台湾人手里，而且还是个主持人手里，所有人，甚至包括黄一鹤都心里没底。“要是有一句话讲错，吴冷西都担不起。”
但是，黄阿原用事实证明了，十多年台湾主持人没有白当。
晚会结束回到家，这个首登春晚也是唯一站上中央电视台春晚舞台的台湾主持人哭了。“台湾也厉害，当天就知道‘优秀国民党党员’黄阿原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老爸抓走了，妈妈也被抓走了。”黄阿原得此噩耗，不由一阵痛哭。
《新闻联播》道歉
1985年，黄一鹤再次出任春晚的导演。他想出了新的点子，把春晚舞台搬到工人体育馆。但是，这届春晚却成为一次梦魇。
回顾这次失败的经历，黄一鹤说，“那年大家看了国庆阅兵，美国洛杉矶的奥运会也举行了，我们就觉得十几亿人的国家，在演播室办春节晚会太寒酸了，就想展示出宏大的场面，所以就选择了工人体育馆。”黄一鹤始料未及的是，当时的技术条件不足以支持这样一台大型电视直播节目，“连对讲机都没有，灯光也不灵。”在偌大的工人体育馆，调度完全失灵，现场指挥“成了瞎子和聋子”。没有暖气，灯光昏暗，由于衔接不灵，节目拖了6个小时才完成，虽然有正值鼎盛的老女排助阵，有汪明荃等大腕加盟，当年的春晚仍被斥为“质量低下”、“杂乱无章”。
一麻袋一麻袋的观众来信寄到央视，骂声一片。节目播出11天后，央视不得不在《新闻联播》中向全国观众道歉——这样的举措在央视历史上绝无仅有。
事情并未就此结束，中央有关部门先后派出4个工作组，进入央视检查晚会质量等问题。广电部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召开党组会议十余次，分析晚会失误的原因。而首当其冲的黄一鹤，则“思过达半年之久”。
1990年，黄一鹤在关键时刻再次受命，导演了他人生中最后一届央视春晚。从他以后，再没有哪一个导演能将央视春晚舞出如此开天辟地的华彩，也再没有谁，能让春晚如此浸淫到自己的生命深处。
采访中，说起近几年央视春晚愈发尴尬的处境，黄一鹤颇为感慨。他拿出一份2009年的《北京青年报》——建国60周年百姓最喜爱春晚投票中，1983年的春晚遥居榜首。“这就怪了。你说那时候又没设备又没人，演员看上去也土，可百姓就是喜欢。”
黄一鹤不明白，1983年春晚尚懂得设四台电话，“听听老百姓想看什么”，现在看三个小时的晚会，有半个小时是在念电报，除了抬头，内容还都一样，“春晚成了复读机”。
黄一鹤再次以1983年春晚为例，百姓让演什么，演了，让李谷一唱《乡恋》，也唱了，晚会结束值班的工人说马季我想听你那个相声，马季真就说了……“百姓的语言不是一套一套的，大的政策和小的温情不对立，只是需要一个更巧更人性化的结合。”黄一鹤知道，这样的道理说出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但他相信，春节晚会可以做好。“我那时候不可企及的东西现在都有了，那我们把丢了的东西找回来，春晚就还是‘人民自己的’。”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