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妮·玛丽亚诺(右）和克林顿总统夫妇在一起

　　1992年，海军中校康妮·玛丽亚诺到白宫工作，她曾为老布什总统提供医疗服务，后来成为克林顿总统的私人医生，进而被任命为白宫医学部的首位女主任。《我的病人是总统——白宫医生大揭秘》是她的回忆录，叙述了担任美国总统医生的九年期间的种种秘闻趣事。
 

　　紧急考核：为老布什贴创可贴

　　如何给总统治疗，如何使用邦迪创可贴？此时，我不禁又回想起九个月前伯特·李面试我的情景，他的前额上就贴着一枚褐色的邦迪创可贴。现在，这种最基本的治疗方式将再次决定我作为白宫医生的命运。我打开放在我和那位军事助手之间的新医药箱。那个蓝色的帆布小包就是我的医药箱，与装有核按钮的黑色皮箱放在一起。进入白宫医学部以后，我最初的工作之一就是收拾自己的医药箱，当总统出行时——例如今天——我会随身携带。

　　据我所知，医药箱中应该装什么东西并没有特别要求或者标准名单。不过一年以后，我为医学部创造了一个标准名单。现在，我只是按白宫医生的传统做法收拾了一些物品，以备出现任何不测时，对总统实施救治，例如枪伤、心跳停止、化学或生物武器攻击等等。无论如何，我都没有想到会为总统处理这等小伤。

　　我开始在自己的医药箱中翻找邦迪创可贴，里面有布里斯托杰特公司生产的心脏病药物、袖珍面罩、喉镜、压舌板、肾上腺素和溴苄胺。邦迪创可贴呢？越往医药箱深处翻找，我心里越发慌，汗也冒了出来，里面装的都是一些高科技的医疗工具或者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药物。我违反了后来我一直向下属强调的工作原则——永远不要让他们看到你出汗。那位军事助手不住地用怀疑的眼光盯着我，显然开始怀疑起这位新医生来。

　　“医生正在找邦迪创可贴。”他冷冷地对着报话机说道，表明自己镇定的心态。同时，站在布什总统旁边的那位特工正不耐烦地向我们张望。

　　我抬头看到布什总统正朝我们的高尔夫球车走来。我的心开始狂跳起来，发疯地将医药箱中的东西扔在高尔夫球车上，那位军事助手则饶有兴趣地在旁边看着。我完了！这是我第一次陪着第一病人出来打高尔夫，只是因为缺少一枚小小的邦迪创可贴，便会让他大失所望。

　　突然，箱底的一个东西吸引了我的目光。那是一条皱皱巴巴的邦迪创可贴，大概是医药箱过去的主人留下的，或者是我无意之中放在那里的。不过，那一时刻我根本无暇考虑它的出处。我只是非常高兴甚至千恩万谢。

　　当我拿出邦迪创可贴以后，布什总统已经走到了我们的高尔夫球车旁，将一只脚踏在挡泥板上，拉下了袜子。我手里拿着邦迪创可贴从座位上跳下来，走到我的第一患者旁边。他指了指自己被新高尔夫球鞋磨破的脚跟，我撕下创可贴保护膜，将贴片粘在伤口上，并轻轻地拍了拍。总统笑了笑，蓝色的眼睛闪烁着满意的光芒，拍了拍我的后背说：“谢谢你，医生。但愿这是最糟糕的结果。”

　　我重新回到高尔夫球车上，那位军事助手正在咧着嘴傻笑：“欢迎你加入白宫，医生。在这里，任何不起眼的小事都很重要。”这位在白宫战壕中比我多摸爬滚打了两年的老兵终于张开金口对我进行了忠告。

　　“收到，中校。”我向他微微一笑道。这是我与他进行的唯一一次对话，他两年的值勤任务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他的话一直陪伴我走过了剩余的白宫岁月。

 

给老布什抽血

　　1997年圣诞节假期，恶意的诽谤中伤在猖獗地蔓延，新闻媒体都在谈论与一名白宫实习生有关的话题。后来，一位独立的法律顾问被指派对总统和第一夫人进行调查。即使我也没能幸免于攻击。在医学会议上，人们邀请我讲述给总统做医生的经历，观众里面总会有人举起手来问我是否为克林顿治疗过性传播疾病。我会直视着他们，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回答：“没有。请提下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困扰就是，我既是克林顿的私人医生、相对来说又比较有吸引力，所以在这种会议上，当我走上讲台时，常会有些男性医生窃窃私语：“当然了，克林顿的医生就应该是个有魅力的亚洲女人。”我几乎听得到他们的讥笑，身为一位有吸引力的女人居然成了以克林顿为主的白宫的负担。

　　虽然身为总统的私人医生，但我对他每日的私人生活一无所知，更不用说他和一个实习生之间的秘密瓜葛了。我对他的健康状况了如指掌，但在平日接触中非常尊重他的隐私，除非他的私生活对其健康状况产生了影响，否则我不会过问。

　　每天早晨我都会开车沿着西侧行政大道进入白宫建筑群，这时摄影师们会匆匆赶来为我录像。他们准备如何处理这些录像？我有些好奇。我只是进去履行日常工作职责而已，无非是治病救人。我似乎身陷一场正在酝酿的风暴中央。

　　总统佩戴着我在圣诞节送他的那条漂亮领带出现在全国性的电视节目中，可它并没给他带去好运。

　　总统开始讲话了，我放慢了咀嚼食物的速度。当他说到“我和那个女人没有性关系，莱温斯基小姐……”的时候，我停止了咀嚼，我多么希望这是能够结束一切谣言的事实。

　　在白宫，如果接到总统的某位律师打来的电话，那么就意味着最坏的消息了。

　　“康妮，我有些坏消息要告诉你。”大卫说。大陪审团正在调查总统和莱温斯基的关系，他需要我有所准备。

　　“独立法律顾问说他们找到了对总统不利的关键证物之一—一条裙子。莫妮卡说上面有总统的DNA。”大卫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我也听到过谣传，据说那条臭名昭著的海军蓝色连衣裙上有总统的精斑。“肯·斯塔给你这位白宫医生下了条命令，请你为总统抽取DNA血样，以便和裙子上的DNA进行比对。”看来案子现在走到了法医鉴别取证这一步。我不得不采集总统的血样供FBI进行DNA比对。我被这种侮辱震惊了，不仅因为肯·斯塔命令克林顿提供DNA血样，还由于他选择了我——总统的私人医生——来抽血。我不只是克林顿的私人医生，也是一个曾经发誓要捍卫美国宪法的军官，斯塔利用了我身为海军军官这一点，无视我对总统的忠诚，逼迫我完成这个可憎的任务。

　　我所接受过的训练战胜了不安全感：“我会做的，大卫。但愿这样做可以还总统清白，我们能一次性地解决这件事。”

　　“我也这么想，康妮。我真的希望这样。”

　　地图室就在白宫一楼的医生办公室旁边，二战时，这个房间曾经是战情室。今晚的战场就是这间地图室，而且难免流血——根据斯塔的命令。

　　大卫·肯德尔和我大约比总统提前30分钟来到地图室。我小心地在衬垫上摆好橡胶止血带、酒精棉片、采血管、针头、紫帽试管、纱布和邦迪创可贴，这样就可以在采血过程中有条不紊地操作。我做好准备履行职责——完成斯塔布置的苦差事。我是克林顿战争中为其效劳的一名士兵，也是受到敌人利用的一个走卒。

　　斯塔的副手鲍勃·彼特曼和一位FBI女性探员穿过外交接待室走了进来。几分钟后，克林顿进来了，他刚刚在国家楼层处理完一项活动，神态从容安详。克林顿坐在我面前的椅子上，卷起右臂衣袖，露出前臂的静脉血管。

　　“好了，医生，”他看看我带来的针管，“我们开始吧。”

　　我用酒精棉片擦过他的前臂内侧，找到一条合适的静脉，插入针头，针头与真空吸引设备相连，把血液直接导入紫帽试管。深红色的血涌进试管，试管里的血转眼就到了4毫升。

　　彼特曼似乎对我麻利的操作非常满意，一句话都没说。女探员让我和肯德尔在表格上签字，证明我们都看到了抽血过程并且是由我实施的抽血。当时的时间是晚上十点十分。

　　他们安静地离开了，带着总统的血样消失在夜幕中。抽血是为了证明我的病人有罪。如果他真的有罪，我就等于推了他一把，他的血在我手中就是一种象征和隐喻。我的胃疼起来，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无异于一种背叛。

　　经过比对，那天晚上我抽取的血样中的DNA与裙子污点中DNA吻合。克林顿没有反驳，他承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