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朋友们聊起来，才知道在北京其它地方，如新街口、广渠门、三里河、会城门等周边环境较好的地段，也有我上面所说的情况。全北京市到底有多少高级住宅以“经济适用房”的价格卖给官员？这应当是不难统计的数字。

我揭示这些情况，不是批评住这些房子的公务员们，而是指出改革政策不公正。

北京以外的地方怎么样？据我所知，1998年停止福利性分房以后，各地党政机关以改革的名义，或搞“集资建房”，或搞“单位自建经济适用房”，或者搞“定向开发”，内定的开发商，以极低的价格“拍”下土地，建好房子以极低的价格让机关“团购”，再按级别档次分给官员。这种以改革的名义谋私的情况，媒体常有揭露。外地的情况比北京更为严重。

从住房改革中的问题我想到了政治学中“人性恶”的假设：任何人只要掌握权力就有滥用权力和以权谋私的倾向。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对权力的约束、限制和监督的机制。我们的制度恰恰缺乏这种机制。这是政治改革滞后的结果。在我们这样的制度条件下，手握制定改革方案大权的人们，就可以把改革引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住房改革如此，其它改革何尝不是如此？没有改革的政府部门，按照部门的利益要求，订立自己的改革目标，实施自己的改革措施。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改革目标部门化，部门利益政策化”的不良倾向。

强势群体左右中国改革的方向，必然进一步造成社会不公正，加剧社会矛盾。这是中国改革最令人忧虑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