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甲午战争与日本民族主义的膨胀

福泽谕吉对国际关系有着列强式的理想和构图：“以今天的文明来看世界各国间的相互关系……则只有两条。一条是平时进行贸易互相争利，另一条就是一旦开战，则拿起武器互相厮杀。换句话说，现今的世界，可以叫做贸易和战争的世界。”因而，“在目前的文明情况下，也是势非得已。因此，应该说，战争是伸张独立国家的权利的手段，而贸易是发扬国家光辉的表现”。福泽直露地称日朝《江华条约》是“我日本国的荣誉”。在随后的一次欧洲之旅中，福泽将自己的对外扩张之心做了如是的表达：“乘船回来到印度洋时，看到英国人在自己的殖民地为所欲为。在中国和其他地方也耀武扬威，颐指气使，肆意虐待，简直不像对人。那时我看到这种状况暗自心想：尽管印度人和中国人可能很痛苦，但英国人为所欲为多痛快呀。可怜一方，同时又羡慕另一方。而且至今也没能忘记，我曾在心中暗暗决心：我也是日本人，总有一天也要像英国人一样治服印度和中国人”。终于，“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开始使福泽主张日本对外干涉他国内政向外出兵侵略的观点愈加明朗化。福泽认为可在保护他国的幌子下干涉别国内政：“我政略是文明改进之政略，其军队亦文明改进之军队”，“自始至终保护辅翼开国主义的人们，并将该国的政府委任于彼。设日本监督官，监督全国政务之改良，少则六、七年，长则十数年，将一对护卫兵屯驻京城，衣食住等开销可由朝鲜政府供给”。并且，“将我日本之资金转移至朝鲜，用心在彼之内地兴起工业”，而“以学问之力制服朝鲜之心甚为紧要”。与此同时，他主张应当对清朝政府采取强硬态度，不惜操之于干戈，动之于血刃：“这次在京城我日本国的名誉、权利、利益遭莫大侮辱与损害，其主谋是支那人，其教唆是支那人”。他呼吁要倾力攻击清朝：“吾辈之最爱之财产不足惜，可倾囊捐作军费”。

在他所主办的《时事新报》上，福泽总是亲自撰写时论社评，宣传战事外交。他所主笔的评论专栏，几乎变成了日本对外征伐和进行军事动员的舆论指针和宣传阵地。甲午战争爆发后，福泽率先与三井八郎右卫门、岩崎久弥、东久世通禧等人组织“报国会”，在日本朝野上下筹措军费，为战争极力摇旗呐喊，宣称甲午海战乃“义战”、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日本是“为了世界文明而战”，“为了四亿人民被仰日新之余光，一定要长驱直入至北京首都，扼其咽喉”，使清政府“降伏于文明的军门之下”。同时还进言献策，以为“可直入支那国境，先占领盛京、吉林、黑龙江三省，可归于我版图”，并且“不单是满洲三省，可以认为支那帝国三百余州并非满清政府所有”。复又鼓动日本士兵可对中国军民进行“无余不漏”的掠夺，“凡目能所见无不为战利品。这次要收罗全北京的金银财宝，不分官民，无余不漏，只要是体积不大的东西，甚至是清国佬的衣服，也请剥下带回来。其中有名的古画、古董、珠宝、玉器等如果多的话……也应一并取得”。对于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获胜，福泽言道：“日本此次的胜利毋庸置疑乃文明开进所赐”，“虽然没有比战争更惨毒之事，独此次日清战争为例外，与其说是没有为我国带来损害，不如说是一大幸福”，“日本的名声在近来欧美诸国全面地轰动”。在给朋友山口广江的信中，福泽亦喜形于色：“此次出师实为空前之一大快事，使世人有幸看到这场搏斗……今邻国支那、朝鲜都包罗在我日本文明之中。毕生之愉快，实在是喜出望外”。

不难发现，福泽的言行举止似乎自始至终都与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扩张和战争侵略紧密相连。他的“弱肉强食”认识和狭隘日本主义情结使他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在理论上做舆论宣传，在行动上击鼓支持，而事实上，日本征韩侵华的对外政策确也不出福泽谕吉的舆论之外。这是事实，勿庸讳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福泽的“启蒙”效应，支撑和顺应了日本民族的对外侵略扩张。

三、关于福泽谕吉的民族主义认识及其评价

1988年，万元日币上圣德太子的头像被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头像所取代。自此，福泽氏的启蒙思想家地位嵌刻在了日本国民的心中。福泽亦遂成举世之楷模，顶礼膜拜之对象，在普通大众的日用伦常当中，具有了神圣的力量，在日本当时及后来的历史时空还变成了一个神圣的符号。“东方之伏尔泰”、“日本文明之父”、“近代日本‘民主主义’的先驱”、“日本近代化道路的祖师爷”等称号纷至沓来。这些过誉之词，无疑体现了日本国民对福泽的敬仰之情。

毋庸置疑的是，福泽终其一生瘁力于日本的文明开化，为之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在他所遗留的浩浩20余卷《福泽谕吉全集》中，福泽对政治律令、经济教育、风俗文化、名物典章，无不涉猎，且论述之广博，境界之高远，识见之透彻，文词之晶莹，不仅同时代人无出其右，于今亦难有望其项背者，这足以令后学庶民有高山仰止之叹。但是，一个无法否认也无法回避的事实是，福泽言论中大量充斥着对中国、朝鲜乃至亚洲历史文化的批判、蔑视、辱骂之秽词滥调，在行为上亦全无遮掩其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歙呼张目，助威呐喊的拳拳真诚。当福泽的诸般言论与帝国主义的叫嚣双声叠韵，又与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美化侵略行为不谋而合时，对福泽的认识和评价便无法再以“正义”或“道德”化标准作简单化处理了。

福泽的知识启蒙发轫于儒学和中华经史典籍。福泽少时求学，所读书目，尽为汉学。《论语》、《孟子》、《诗经》、《书经》、《老子》、《庄子》、《战国策》、《左传》、《史记》、《汉书》感受福泽喜爱。观福泽的言谈著论，诗书辞章，引经据典，信手拈来，可见相当之汉学功底。然而，如此饱受中华文明之熏陶而获益良深之士，对所习之学及塑造日本文化有功的中国屡做污蔑性的指称。如儒学之“迂”、“腐儒”、“东洋之老大朽木”、“猪尾儿”、“豸犬”、“支那人如沉浮于水沟中的孑孓”等等之类对中国蔑视侮辱的大不雅词调，屡屡见诸于福泽的社论及与友朋的书信笔笺当中。福泽虽处处不忘凸现日本，但这种言行却与日本人引以为豪的优良文化传统之“报恩”思想有着天壤之别。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