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溥仪、溥杰，溥仪的三妹夫、五妹夫和3个侄子被带到苏联改造，从这时起，溥仪的兄弟姐妹们开始了成年之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分离。

分离后第一次见面：溥仪万分震惊

溥仪、溥杰在看守所里与兄弟姐妹之间的通信，从1955年夏天就开始了。1956年3月10日，看守所通知溥仪、溥杰，还有三妹夫、五妹夫和3个侄子，一起到所长那里去。在那里他们出乎意料地见到了别离了十多年的七叔载涛和三妹、五妹。

“看着健壮如昔的胞叔和穿着棉制服的妹妹们，我好象走进了梦境。我亲眼看到妹妹们身上的变化。”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道，“我做了俘虏之后，曾担心过这些妹妹会因汉奸家属的身份而受到歧视。这几个妹夫不是伪满的军官，就是伪政权的官吏，只有六妹夫和七妹夫是两个规规矩矩的读书人，不过她们会不会被汉奸头子的哥哥牵累上呢？我心里也没有底。这类的顾虑是同犯们共有的，我的顾虑比他们更大。”

事实证明溥仪的顾虑完全是多余。溥仪的弟弟和妹妹同别人一样有就业机会。当时溥仪的四弟也就是溥任先生于1947年利用后海府里的空房子，办了个竞业小学，是私立的，靠变卖家里的东西维持。载沣是董事长，溥任是校长，老师不来他就代课，学校办得很有起色，最多时有200多个学生。七妹是小学教师，六妹是个自由职业者——画家，五妹自学缝纫，做了缝纫工人，三妹是个社会活动家，被街道邻居们选做治安保卫委员。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有这样的描述：

尽管她们(溥仪的妹妹们)自己做饭、照顾孩子，但是她们在信中流露出的情绪总是满意的、愉快的。我放了心。现在，我看到了她们，听着她们和自己的丈夫谈起别后经过，使我联想起了过去。我还记得五妹夫老万睁着他那双大眼睛问五妹：“你真会骑车了？你还会缝纫？”这是在他接到她的来信后就感到十分惊讶的问题。更令我们这位学委会主任(五妹丈夫)惊异的，是他的妻子回答得那么自然：“那有什么稀奇？这不比什么都不会好吗？”

要知道，假如过去的“五格格”说这样的话，不但亲戚朋友会嘲笑她，就连她自己也认为是羞耻的。那时候她只应该会打扮，会打麻将，会按着标准行礼如仪，而现在，她拿起了剪刀，像个男子一样骑上自行车，过自食其力的生活了。

溥仪三妹的经历比五妹更多一些。日本投降以后，她没有立刻回到北京，因为孩子生病，她和两个保姆一起留在通化。当时没有财产，她恐怕留下的细软财物和自己的身份引人注意，就在通化摆香烟摊，卖旧衣。在这个期间，她几乎被国民党特务骗走，她上过商人的当，把划不着的火柴批发给她。她经过这些不平常的生活，到1949年才回到北京。

解放后，街道上开会，她不断去参加，因为在东北接触过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她知道些政府的政策，得到了邻居们的信任，被推选出来做街道工作。她谈起来最高兴的一段工作，是宣传新婚姻法……

这个经历，在别人看来也许平淡无奇，在我可是不小的惊异。她(三妹)过去的生活比五妹还要“娇贵”，每天只知道玩，向我撒娇，每逢听说我送了别人东西，总要向我打听，讨“赏”，谁料得到，这个娇慵懒散、只知道谢恩讨赏的“三格格”竟会成了一名社会活动家？乍一听来，真是不可思议。但这个变化是可以理解的。我理解她后来为什么那么积极地宣传新婚姻法，为什么她会在向邻居们读报时哭出来，因为我相信她说的这句话：“我从前是什么？是个摆设！”

从前，她虽然有着一定文化水平，名义上是个“贵”妇，而实际上生活是空虚的，贫乏的。她和三妹夫在日本住着的时候，我曾去信叫她把日常生活告诉我，她回信说：“我现在坐在屋里，下女在旁用熨斗烫衣服，老仆在窗外浇花，小狗瞪着眼珠蹲着，看着一匣糖果……实在没有词儿了。”现在，生活给她打开了眼界，丰富了思想，当邻居那样殷切地等她读报时，她才觉出自己有了存在的意义。

在溥仪会见亲属的第二天，溥仪又收到了二妹来的信，信中说，她的大女儿，一个体育学院的二年级生，已经成了业余的优秀汽车教练员，最近驾驶着摩托车完成了天津到汉口的长途训练。

“此时，溥仪发现这才是爱新觉罗的命运的真正变化。”李辉告诉记者，“这次会见亲属给溥仪的震惊不小，他已经清清楚楚看见，爱新觉罗家族的兄弟姐妹们现在过着和常人一样的幸福美满的生活。”

第一次被弟妹喊“大哥”

1959年9月14日，国庆10周年前夕，毛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9月13日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特赦令。特赦名单的第一名就是伪满“皇帝”溥仪。

1960年12月9日，溥仪回到祖国的首都——北京。这是溥仪别离了35年的故乡。在北京站站台上，溥仪看见了3年多不见的五妹和20多年不见的四弟。溥仪和他们紧紧地握着手，并听到叫喊“大哥”的声音。这是前半生中，妹妹弟弟们从来没对溥仪叫过的称呼。溥仪从这一声称呼中，感到了自己家族开始了新的生命。

当时四弟溥任帮溥仪提着唯一的行李——一只黑皮箱，五妹和老万走在溥仪两旁，他们一起走出站台。

溥仪回来之后去看了二妹，这时她已办起了街道托儿所，据现任邮电部门工程师的二妹夫说，二妹现在忙得连头晕的老病也没有了。三妹夫妇，四妹、六妹夫妇，七妹夫妇，溥仪也都看到了，三妹夫妇在区政协正参加学习，四妹在故宫档案部门工作，六妹夫妇是一对画家，七妹夫妇是教育工作者。

回到家里没多久，溥仪就要求溥杰与嵯峨浩离婚。溥杰苦不堪言。

据李辉回忆，1961年2月13日，正是春节前的腊月廿八，周总理、邓大姐请爱新觉罗一家到中南海西花厅吃团圆饺子。周总理直截了当地说，今天请你们一起来过年，另外和你们商量一下溥杰的家庭问题。他出来了，他的夫人还在日本。要不要邀请他的夫人回来一家团聚呢？

当时，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一时冷场。周总理请溥仪先说。他不同意嵯峨浩回来，认为这桩日本军国主义包办的政治婚姻，随着日本战败早该解体，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溥仪当过皇上，他的话一锤定音，又冷了场。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