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兴趣并不是那么容易能够找到的。甚至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那次改变朱健康人生轨迹的出国，他都是在“随大溜”，“看到北京大学很多师兄师姐，抱起GRE、托福的单词书在操场上背诵，感觉很有意思，我就报了名，没曾想就考出去了。”

　　“寻找兴趣什么时候都不晚，但千万不要放弃这种寻找。”朱健康总结道。在这条寻找兴趣，乃至科学研究的道路上，有三位导师对他的影响甚大，其中的两位还有点“怪怪的”。

　　第一位是他刚去美国时的硕士生导师，一个副教授。这位副教授极其认真、严谨，严谨到有些古板，以至于很少有学生会喜欢他。一次，这位副教授开了一门选修课，结果只有朱健康一个人选了这门课。一个多小时的课下来，这位副教授在黑板上写个不停，嘴中也不停地念叨着，丝毫不在意坐在第一排睡觉的朱健康，直到下课结束。

　　读完硕士，朱健康跟着另一位在普渡大学的导师读博士，这位导师依然不受学生的欢迎。导师有个习惯，每周都要花上一个小时来听学生汇报，说说自己这一周做了什么。在朱健康之前，甚至有四五个学生因为受不了这种折磨而选择退学，朱却觉得很有意思，“每周都有一次高强度的谈话，互相更新知识，收获很大”。

　　最后一位是朱健康在亚利桑那大学吐桑分校任教时的系主任，与前两位不同，这位老师深得包括朱健康在内几乎所有老师的喜爱和推崇。本是掌握着生杀大权的行政领导却显得十分低调，并鼓励年轻学者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科研工作中。他对朱健康说：“系里有各种各样的委员会，很花时间，你还年轻，要多做研究，委员会的事情少做一些没关系。”如此开放的胸怀给了朱健康更多的科研精力。

　　一位教会了他科研要严谨，一位教会了他要不断更新知识、以他人为师，最后一位则教会了他要懂得选择合适的科研环境，因为只有充分拥有自主权的科学家才能做好科研工作。

　　“我知道国内的学术大环境还比较浮躁，很多科研人员比较急功近利……但是，饶毅、施一公回来了，王晓东也回来了，我当然也可以回来，而通过我们越来越多的‘海归’回来，这种科研的大环境一定会越来越好。”朱健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