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很强大，赵国貌似也很强大。
所以，一旦秦赵开战，赵国总是负多胜少。赵国人乃至山东其他国家总是将失败的原因归结到战场上，秦人太凶狠了，秦国名将层出不穷，秦兵如狼似虎很少有人在政治上找原因，很少有人在国家的朝堂上总结经验，这个世界的明白人太少了。
从前有一个名叫商鞅的人，他掌握了能使国家强大起来的秘密，幸运的是，他赶上了一个明白的国君。后来，商鞅成功了，秦国强大了，一百年后，秦国依然屹立于强国之巅。身怀绝技，生逢其时，生逢明主，在这一方面相比于荀子，商鞅是幸运的。
历史从来都没有否认过荀子是个人才，甚至是天才，当老天也忍不住和人才一比高低的时候，就有了天妒英才。悲哀，这是生不逢时的悲哀。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多少次，我们沉浸在这美丽的诗句中不能自已，或者沉醉、陶醉、感叹、感伤的时候，我们应该感谢一个人荀子。这些美丽的句子虽不是出自荀子之手，但能流传至今，皆归功于荀子。
先秦史籍经战国连年兵祸，外加秦之焚书坑儒，大多典籍亡佚，早已收归天上，不复人间。其中，文学瑰宝之作《诗经》能流传至今，荀子做出了巨大贡献。胡元仪《郇卿别传》云：郇卿（荀子）善为《诗》、《礼》、《易》、《春秋》，从根牟子受《诗》，以传毛亨，号《毛诗》。由是汉之治《易》、《诗》、《春秋》者，皆源出于郇卿者。汪中《荀卿子通论》：盖七十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
也许很多人不知道，现在流行的说唱音乐RAP，发明者不是聚集在纽约的黑人，而是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荀子荀老先生。有兴趣的可以翻翻《荀子》三十二篇中的《成相篇》，“成相”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民间歌谣，荀子的政治抱负不能实现，于是借用这种民间的通俗歌谣，把自己的治国理论唱出来，从而达到推广的目的。“相”是一种打击乐器，《成相篇》的乐章为三部分，全篇四句一韵，基本句式为三字七字十一字（或四字七字），可按一定的节奏朗读。
荀子作为一个天才，一个大师，有自己的理想和治国主张，只是这些理想永远的定格在理想的层面上，他身怀绝技，却没有遇到赏识自己的明君，两千多年前那些日子里，荀子不辞劳苦的四处奔波，像后来的传教士那样，到处推销自己的思想。在秦国，荀子看到的不是雄才大略的范雎，不是野心勃勃的秦昭襄王，儒门之人更不会将一个杀人如草芥的将军放在眼里，荀子看到了在这座城市中早已逝去的那位巨人商鞅。
范雎问荀子：“你在秦国看到了什么（入秦何见）？”
荀子看到了，看到了自己想见到的一切，看到了秦国的可怕，可怕的是秦国的地形，可怕的是秦国的资源，可怕的是秦国的人民，就连秦人的音乐，都使荀子感到深深的恐惧。秦国的关塞，相当险要；秦国的自然资源，相当丰富；秦国的百姓，相当朴实；秦国的音乐，相当清新；秦人的服饰，相当优雅。秦国的官吏，严严肃肃，没有不恭俭、诚敬、忠信的；秦国的士大夫，走出自己的家门，进入公家的大门，出了公家的大门，回到自己的家门，都没有私人的事务；秦国的朝廷，所有处决的案件，件件都不停滞积压。所以，秦国世代都保持繁盛，这并不是一种侥幸，而是有一定的术数的。
秦国这台战争机器已经高速运转了，他前进的方向是东部，那个最早看见日出的方向，前方是一个名为长平的不起眼的地方，和一个已经在走下坡路的赵国，跨过这最后的绊脚石，秦人称霸天下再无阻碍。
荀子的故乡是赵国，荀子深知秦国的可怕，他不得不为自己的国家出一份力，战争还没开始，有些人就已经知道了结局，失败的原因不在于临阵换将，一个赵括微不足道，赵括不是天才，凭一己之力无法阻挡一个先进的制度，无法阻挡历史的车轮，如果不是赵括，那么这个世界还会有“李括”、“王括”，换个名字而已，结局都是一样的。
秦国优越于山东诸国的不是刀剑兵器，不是士兵将领，不是雄才大略的丞相范雎，不是老谋深算的秦昭襄王，而是制度，一个全面为战争服务的政治制度。
我们把有些人称为“大师”，不是没有道理的，也许他们真的有先知先觉的本领。说回来，这些人也是人，有血有肉，和其他人拥有同样的构造，只不过他们会比别人多运动一下脑细胞。那场决定战国命运的战役还没开始，荀子已经隐隐地预测到了战争的结局。假如，这个世界不存在侥幸，赵国必败！
逐渐强大起来的秦国、野心日益膨胀的秦王、雄才大略的范雎，三大危险源已经为赵国拉响了警钟。仅仅是外患，还不足以使发展了一百多年的赵国顷刻毁灭，更严重的是内忧。即将迎来灭顶之灾的赵孝成王仍然沉浸在祖先创造的美好生活当中，饱暖思淫欲，此时的赵孝成王生活无聊到竟然玩起了同性恋，包养的小帅哥甚至都有封号建信君。
我们会遗憾，蔺相如那么一个替赵国卖命的人，临死都没能在赵国混个封号，而这个不被人们熟悉的建信君究竟是何许人也？文献上没有太多关于此人的记载，后来赵国出土的一些兵器上却屡屡出现此人的名字，《战国策》中也曾几次提及此名：建信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从这我们也就知道赵奢、廉颇、蔺相如这些人为什么会在赵王面前失宠了，新任赵王喜欢小帅哥啊，不愿意搭理这些半百老头子们。
《战国策》称呼建信君为“幼艾”，这是当时对年轻美貌的男子的称呼，建信君大概就是赵孝成王的男宠吧！
这样的赵国，这样的领导人，怎么会是那样的秦国，那样的秦昭襄王的对手？荀子很犯愁，毕竟在中国实现大统一前，赵国还是荀子的母国。荀子也有心拉一把自己的祖国，可惜的是，面对这样的国君，一切都是徒劳。
荀子和临武君在赵孝成王面前讨论军事，荀子不断的把谈论的话题引到政治制度上来。荀子是个明白人，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直接了当地表达出自己的政治主张，而要慢慢地引，也许是因为赵国大王对国家的制度很满意，也许是因为要改革，就必须要付出流血的代价。
好在谈论军事可以畅所欲言，赵孝成王开口先问道：“请问用兵的要术？”
首先回答的是临武君，这个临武君我们不熟悉，按照习惯思维，过问兵家的事情，为什么不找廉颇、赵奢，而找来两个根本就不懂打仗的人？史料上没有记载这个临武君的来龙去脉，也没有关于其打仗的记录，但这个人吹起牛来却是一套套的。
临武君回答道：“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敌之变动，后之发，先之至，此用兵之要求也。”
说得好啊，这样的口才，估计廉颇来了也说不过他，也许此时，像临武君这样好口才的人，赵国还有很多。仔细看这句话，说得相当精彩，又好像什么都没说，荀子开始反驳他了：“不对。为臣我所听到的是：古代的道术，凡是用兵作战的基本，在于人民齐心。弓箭调和不好，羿就不能把微小的目标射中；马匹调和不好，造父就不能够把车赶得遥远；士民不亲密地归顺，汤王、武王就不能取得胜利。所以，擅于顺抚人民的人，就是擅于用兵的人。用兵的要术只在于顺抚人民而已。”
荀子的话就容易理解了，他在往政治上引导赵孝成王，告诉他打仗就得擅于顺抚人民，那样人民才肯为了国家效死，例子有了，比如秦人。临武君反驳道：“不对。用兵所重视的，就是强锐；所施行的，就是诡诈。擅于用兵的人，行动迅速，计划神秘，没有人知道它是从哪里出发的。孙武、吴起利用这种道术，得以无敌于天下。哪能依仗着顺抚人民呢？”
临武君一定要把用兵的成败归结到某一次成功地策划和某一位出色的将领身上，而荀子志在宏观上把握战争，两个人的境界已经不一样了。荀子认为将帅都是次要的，君上贤明，他们的国家就平治；君上没有才能，他们的国家就紊乱；祟尚礼文、尊重正义，他们的国家就平治；忽略礼文、轻贱正义，他们的国家就紊乱；平治的国家就强盛，紊乱的国家就衰弱。这便是国家强弱的根本。
祟尚礼文，努力事功，这是上等的措施；注重利禄、尊贵节制，这是次等的措施；崇尚事功，贱视节制，这是下等的措施。这便是国家强弱的概况。
喜好贤士的，国家就强盛；不喜好贤士的，国家就衰弱。抚爱人民的，国家就强盛；不抚爱人民的，国家就衰弱；政令有信用的，国家就强盛；政令没有信用的，国家就衰弱；人民同心协力的，国家就强盛；人民不同心协力的，国家就衰弱；赏赐隆重的，国家就强盛；赏赐轻薄的，国家就衰弱；刑罚威严的，国家就强盛；刑罚轻慢的，国家就衰弱；枪械盔甲完好便利的，国家就强盛；枪械盔甲恶劣不便利的，国家就衰弱；慎重用兵的，国家就强盛；轻易用兵的，国家就衰弱；兵权出于一人的，国家就强盛；兵权出于两人的，国家就衰弱。这是国家强弱的常情。
在此基础上，荀子分析了天下各国的各个兵种：齐国人注重勇力击人的技术。斩取敌人一个首级，就赏赐奖金并赦免罪过，但没有基本赏赐的规定。这种办法在任务微小，敌人脆弱的情况下还可以勉强使用；如果任务重大，敌人强劲，就容易出现亡国的士兵，这个和出赁、收买、雇佣的作战办法差不了多少。
魏国的武卒则依据法度来录取：要穿戴上体、中体、下体三种盔甲，要能操用一千多斤重的弯弓，要背负五十根箭，还得把长枪放在兵囊上，要带着三天的口粮，要半天走一百里路。被选中的，就免除他的劳役，免除他家的赋税。因此，国家的土地虽然广大，赋税收入却必然减少。这是影响国家收入的士兵。
秦国，畜养人民很隘穷，役使人民很残酷；用武力胁迫他们，用穷困危苦他们，用赏赐迷惑他们，用刑罚践踏他们，下层的人民如果向上层要求利益，除去打仗就没有别的出路；趁着人民的穷困而役使他们，取得胜利才给他们功劳，功劳和赏赐相辅相成：能够斩取穿盔戴甲的五个士兵首级的，就可以奴役五家人民。这是最得众且长久的办法，征收的地税也比较多。所以，秦国能保持四代的胜利，并不是出自侥幸，而是掌握了术数。
所以，齐国的技击不能抵挡魏国的武卒；魏国的武卒不能抵挡秦国的锐士；秦国的锐士不能抵挡齐桓公、晋文公的纪律；齐桓公、晋文公的纪律不能抵挡汤王、武王的仁义。从这几个国家来看，都是希求赏赐、争取利益的士兵，都是雇佣、买卖的关系，没有尊重上层、安守法制、致力节操的理性。如果有诸侯能够巧妙地用节操来统治士兵，就能够一举灭亡这几个国家。
荀子是大师，无论是治学还是治国，荀子都独具一套自己的方法，只可惜，天子没有真正看懂这个大师，赵国错过了荀子，也错过了最后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