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李提摩太这样描述清朝末年的交通状况：“在天津，道路之狭，不能容许两辆马车交错而过。这经常在马车夫之间引发严重争吵，争执谁该把车子退回到街头。”当一辆车陷入深坑，或碰上一块大石头，拉车的骡子无能为力时，其他人得牵来五到十头骡子帮忙，才能保证车队继续前进。“在六七八月份，当雨季来临，路上洪水四溢，水与尘土混合，形成无法行走的泥沼。路上的交通都中断，三个月里，一般来说生意也都停下来了，其间所有的资金都被锁在柜子里产生不了任何利润，对整个中国造成剧大的经济损失。”

　　这样的交通状况，在我国其实已经延续了几千年，好在人们都已安之若素，以为世界本来就该是这个样子。因此，人们在炫耀自己灿烂的文化时，很少提及此类“小瑕疵”。但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在当时，出游绝对不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像徐霞客那样边走边唱、怀有闲情逸致的人并不多。不过，有一些人是必须要出游的，此即那些外派的官员。他们接到新的任命以后，需要离开任职地，奔波在履新的征途上。他们一路跋涉，风餐露宿，很是辛苦。陆游被派往四川去做官，专门写了《入蜀记》来记述自己一路的所见所感，可见，履新于他多么重大。

　　谢泳在一篇文章里提到，１９２４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册《中国年鉴》中显示，即使到了民国，交通状况依然没有多少改观。该书中有一个“中央任用各官赴任程表”。规定了官员任命和到任的期限，当时分为“有交通的地方”和“无交通的地方”。以北京为中心，有效通的地方，“到顺天要十日，直隶十五日，奉天二十日，吉林二十五日，龙江三十日，山东二十日，山西二十日”；没有交通的地方，“到热河三十日，陕西四十日，甘肃七十日，四川六十日，广西六十日，贵州一百日，云南一百日”，“到广东是三十日，到新疆，期限为一百六十日”。可以想象路途上的艰难险阻。

　　除了自然条件的恶劣，一路上的花销也不是个小数目。外派官员，很少一个人出行，即使不带家属，起码要带几个役人、师爷吧？大队人马乘舟坐轿，肩扛人背，埋锅造饭，打尖住店，哪儿不需要花钱？这样一路到达目的地，一个还算阔绰的小官就一贫如洗了。当年，京中某高官外派后，因为盘费不够竟不能成行，最后还是向著名的侠客大刀王五借贷，才得以履新。

　　因此，频繁调动对于官员们来说是件折磨人的事。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他的《中国乡村生活》一书中记录了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某军机大臣的儿子在山东乡下为非作歹，被人告到当地知县那里。知县把这位恶少找来跟他讲道理，并且打了恶少的家奴。恶少回去以后立即写信告诉了京中的父亲。接着，知县得到调令，被派往四川某地任职。“这个官员的调动几乎要跨越整个中国，沿途花费巨大，麻烦甚多。他刚到任新职不久，又接到升迁云南的任命。这又是一次耗时费神的艰苦行程。可刚到任不久，又被通知升任关外某地的道台……”直到此时，这位知县才明白自己遭受了多么恶毒的报复。他无法忍受行程中所染疾病的折磨，因而吞金自杀，永远避开了进一步的升迁和磨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