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武昌起义》

张振武倒也不含糊，直接开口向袁世凯讨官。而且，在武昌牛惯了的他，居然把老袁颁发的“顾问官”委任状撕毁，对袁的亲信段祺瑞大发牢骚：“我湖北人只会做顾问官耶？”

1912年2月27日，群英会策动武装倒孙。是日夜，黄申芗、向海潜率数千名士兵暴动，包围了军务部办公楼和孙武的家，高喊“打倒孙武”、“打倒军务部长”、“改良政治”、“改组军政府”，四处烧杀。孙武已经提前得到情报而避开，他的家被抢劫一空，并被焚毁。“群英们”没能抓住孙武，就把他的家小拘押起来作为人质，并将第20镇统制、原文学社成员张廷辅打死。武昌立即陷入一片混乱。

上海《申报》报道：“2月27日，武昌军界突起内乱，枪声连续不绝。都督府当饬各城门一律紧闭，不准出入。传闻系毕血会、教导团及将校补充团(该两团曾组织改良政治群英会)，藉口军务部长等植党营私，倡行第二次革命……”(3月4日《申报》)

至于原因，《申报》认为：“鄂军以军务部长孙武未能尽孚众望，久欲待以激烈手段。讵早为孙武所闻，屡经上书辞职，以免终凶。都督再三挽留，故不果去。延至27日夜，将校团、教导团、义勇团、毕血会、学生军等，一体出队，分赴军务部及孙武寓所，开枪轰击，逼令退职。是时，孙武已经远飏。28日早，乃将其家具、衣物等项发封，输送都督府核示。”(3月6日《申报》)黎元洪动用军队平息了动乱，枪决或斩首了一批闹事者，恢复了秩序。同时，他下令将孙武及其亲信一律撤职，黄申芗也受到了“申斥”，拿了数千大洋的路费“出洋考察”了。

不断革命

“群英会事件”导致孙武下台，他负责的军务部撤销，缩编为军务司，原来担任副部长的张振武、蒋翊武两人也同时下岗，成了“顾问”。张振武虽然很高兴地看到孙武下台，但对黎元洪日渐统一湖北军政十分不满，将自己手上的两支部队抓得更紧了。

毕竟，在共和、宪政的动听口号下，这其实是个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时代，谁的枪多，谁就说了算。张振武就是靠着过硬的枪杆子，才得以对谁都可以挺一挺腰子，黎元洪拿他也没办法。

到了3月份，黎元洪向袁世凯建议，推荐张振武任“东三省边防使”，“由鄂调拨精兵一镇，赴东三省驻扎”。这是个一石两鸟的计策，既可以调走讨厌的张振武，又可以在袁世凯的后方插上一枚钉子。袁世凯起初同意，但不到一个月变卦了，表示东北已经安宁，不需要湖北的军队长途调防。同时，袁世凯却力邀张振武进京。张振武的舞台，此时已经从湖北一地，上升到了中央机枢，而同台演出的，也加上了袁世凯这样的大角色。

能够进京，张振武还是得意的，如果能联合袁世凯的力量，制衡黎元洪，那不就能够更好地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吗？他兴冲冲地与下台了的孙武一起赶到北京，此时已经是5月底。却没料到，等待他的不是高官厚禄，而是“顾问官”的空头衔。

张振武倒也不含糊，直接开口向袁世凯讨官。而且，在武昌牛惯了的他，居然把老袁颁发的“顾问官”委任状撕毁，对袁的亲信段祺瑞大发牢骚：“我湖北人只会做顾问官耶？”

估计老袁也没见过这么赤裸裸地讨官做的人，就给了张振武一个蒙古屯垦使的职务。这本就是一种敷衍搪塞，张振武却假戏真做，开始筹办起来，并且要求下拨经费、成立机构，袁世凯只好亮出底牌，说财政困难，以后再说。

逼出了老袁的底牌，张振武居然不辞而别，离京回乡，并在汉口成立了屯垦事务所，要求黎元洪每月拨发1000元经费，开始挑选精兵，准备聚集一镇(师)人马，去当他的蒙古屯垦使。这下子，等于他又抓住了一个抓权的理由，想再弄出第三支自己的武装。

此时，黎元洪在湖北推行“军民分治”，试图将战时体制改造为平时体制，削弱军人对民政的干预。这当然是他作为都督的分内工作，但张振武等“革命元勋”们又想不通了，认为这是“鸟尽弓藏”，不让“起义同志”分享权力。那些可能因此被削弱、剥夺权力，甚至可能被下岗的“起义同志”们，便开始暗地里筹划“第三次革命”，准备武力推翻都督府。结果，被黎元洪侦破，逮捕和处决了一批人。袁世凯也派了总统府军事顾问、武昌人万廷献到湖北，协调武汉与北京的行动。

袁世凯此时，已经明确了支持黎元洪、清除“三武”的方针，实际上，“三武”不除，任何人、包括“三武”本身在内，都不可能在湖北真正开展战后重建，不可能真正解决湖北高层的争权夺利和自相残杀。

袁世凯身边有位参谋次长陈宧，亦是湖北人，在前清就已经是军内的高级将领，做到了陆军第20镇统制官。民国成立后，他在黄兴推荐下，出任了参谋次长，而参谋总长就是副总统黎元洪兼任的，黎元洪常年在武昌，陈宧就成了民国政府主持工作的参谋总长。十分难得的是，他几乎是唯一能够同时与黄兴、黎元洪和袁世凯交好的人物。

他告诉袁世凯说：“三武不去，则副总统(黎元洪)无权，若辈起自卒伍下吏，大总统召其来京，宠以高官厚禄，殊有益于副总统也。”在陈宧的策划下，袁世凯决心协助黎元洪清除“三武”，并且顺带削弱黎元洪的势力。

密谋除张

“第三次革命”的闹剧收场后，武汉更是一片乌烟瘴气。派系林立、山头众多，互相猜忌。而张振武与孙武的矛盾日益公开，成了人们关注、并纷纷加以利用的焦点，已经是孤家寡人的张振武很难在湖北立足。

此时，袁世凯与黎元洪已经勾兑妥当，袁世凯盛情邀请张振武携眷进京，出任东北边防使。黎元洪自然也大力赞同，还主动批了4000元的路费。两边同时使劲，张振武便也心动，带同其亲信、将校团团长方维等30余人，浩浩荡荡地在8月10日到了北京。

在京城，张振武呈递了《上袁大总统书》，提出了筹边之策，并积极联络同盟会和共和党，要出面“调和党见”。就在他被捕并被枪决的当晚和前一晚，他都邀请了同盟会和共和党的主要干部吃饭，勾兑感情，调和分歧。

其实，就在8月11日，黎元洪的密电就送达了袁世凯手中。密电说：“张振武以小学教员赞同革命，起义以后，充当军务司副长，虽为有功，乃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当武昌二次蠢动之时，人心皇皇，振武暗煽将校团乘机思逞。幸该团员深明大义，不为所惑。元洪念其前劳，屡予优容，终不悛改。因劝以调查边务，规划远漠，于是大总统有蒙古调查员之命。振武抵京后，复要求发巨款、设专局，一言未遂，潜行归鄂，飞扬跋扈，可见一斑。近更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昌谋不轨，狼子野心，愈接愈厉。冒政党之名义，以遂其影射之谋，借报馆之揄扬，以掩其凶横之迹。排解之使，困于道途；防御之士，疲于昼夜。风声鹤唉，一夕数惊。”对于张振武，黎元洪自陈“爱既不能，忍又不敢，回肠荡气，仁智俱穷”，因此，“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系属同恶相济，并乞一律处决，以昭炯戒。”

同时，黎元洪又解释了他对张振武的私人感情，仿佛诸葛斩马谡一般：“振武虽伏国典，前功固不可没，所部概属无辜，元洪当经纪其丧、抚恤其家、安置其徒众，决不敢株累一人。”然后，又说自己对于“起义健儿变为罪首”，“抚驭无才”，负有领导责任，“言之赦颜，思之雪涕，独行蹈龋，此恨绵绵，更乞予以处分，以谢张振武九泉之灵。”

这是一篇感情色彩极其丰富的电文，而在那些丰富的感情背后，核心就是要求袁世凯尽快处决张振武。

袁世凯并没有立即行动，而是回电说：“原电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昌谋不轨等，近于空言，似不得为罪状”，要求黎元洪补充说明。

黎元洪当即再度回电，说明“张不独为全鄂之害，实为天下之害”，同时还派了饶汉祥等人，快车进京，面见袁世凯，“告袁以鄂军队俱已布置妥协，万无他虞，请即日行刑”。于是，袁世凯在15日发布军令，处决张振武和方维。

黄雀在后

张振武被杀之后，全国舆论哗然。其实，围绕着张振武案所展开的一系列争论，很少是探究事实本身，而都掺杂进了复杂的政治争斗。

袁世凯所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他不经法庭审判而用军令杀人，这被舆论看作是对法律的践踏。袁世凯随即抛出了黎元洪，公布了他们之间的电文，说明是奉副总统命令处决。面对诘难，黎元洪只好再三地刊发电报，详细说明张振武的“罪状”，结果，各种“罪状”的细节成为了各种政治势力口水大战的战场。在这种争论当中，张振武被不同的势力各取所需，分别塑造出了悲壮的英雄形象和残暴的奸雄形象。

孙中山当时正要与黄兴一同进京，闻讯请黄兴留在南京，以防局势有变，他自己单独进京。黄兴对处决张振武是不满的，他在电报中质问袁世凯：“南中闻张振武枪毙，颇深骇怪。今得电传步军统领衙门宣告之罪状，系揭载黎副总统原电。所称怙权结党、桀骜自恣、飞扬跋扈等，似皆为言行不谨之罪；与破坏共和、图谋不轨之说，词意不能针对。……未见司法裁判，颇难释此疑问。”

袁世凯随即回电，说“张振武案已经由黎副总统明白宣布”，但黄兴认为：“凡有法律之国，无论何级长官，均不能于法外擅为生杀。今不经裁判，竟将创造共和有功之人立予枪毙，人权国法，破坏俱尽。”

几天后，孙中山抵达天津，电告黄兴：“顷见总统府秘书云：张振武被执时，在张处搜得一书，系与黄兴者，内容有云托杀黎元洪事，已布置周妥等语。”这下子，黄兴成了张振武搞动乱的幕后黑手。孙中山的电报，不知如何居然刊登在了报纸上：“谣传张振武之谋第二次革命，黄兴实与同谋，故不来京。”

黄兴只好要求袁世凯“勿徇勿隐，彻底查办。如兴果与张案交涉，甘受法庭裁判。如或由小人从中诬捏人罪，亦请按反坐律究办；庶几全国人民皆得受治于法律之下。”袁世凯大惊，赶紧去问孙中山，孙中山承认他给黄兴发过这一电报，但“此必谣言，不足深信。”问题是，这种无来由的消息，通过孙中山的电报，被传得沸沸扬扬。与黄兴交好的“革命先驱”们不高兴了，纷纷致电袁世凯，要求“严密查办究竟有无此项书函？”

黄兴被架上了火炉，孙中山却在他面前为袁世凯辩护：“以弟所见，项城(袁世凯)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之急电，不能不照办。”同时，与之前劝他暂缓进京不同，连连催他进京。在张振武一案中，黄兴被弄得灰头土脸，而孙中山则与袁世凯呼风唤雨，收获了极大的政治成果。

其实，在幕后成立秘密组织，潜伏在黎元洪身边的，正是出于孙中山的安排。同盟会会员、旧金山洪门致公堂成员马超俊，就根据同盟会总理、洪门大哥孙中山的指示，携带巨款潜入汉阳兵工厂，联合张振武、方维等人组织“铁血团”。根据马超俊晚年回忆，铁血团“集议推倒黎元洪，控制武汉。因密议频繁，声气渐盛，消息外泄，被黎元洪侦知，密电袁世凯，以总统名义召见，诱张振武、方维北上，在北京被捕杀。黎元洪同时围搜铁血团本部，逮捕百余人，得该团名册，黎以我为都督府顾问，而竟参加此事，更为衔恨，遂将我捕获，送陆军监狱。”

马超俊为黎元洪的政敌，他的这段叙述，当为事实。这就说明，张振武之被杀，实在并非无辜，黎元洪如果不早动手，被杀的就完全可能是这位被张振武从床下拖出来的都督及副总统了。

马超俊晚年反省道：“当时一部分革命党人，以为满清之推翻即为革命之成功，在此开国过程中自己所属之团体厥功最伟，少数领导之士，更自识在此等团体中又勋劳最著，遂以为功名盖世，目空一切，殊不知革命形势之造成，全在民族意识之结合，决非少数人所能贪天之功而引以自豪。由于革命初期之幼稚病，故革命之领域虽及于全国各省，而革命之收获则更为期遥远矣！”

张振武的鲜血，不过是这种乱局中一朵凋零的小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