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新年，《时代》照例一年一度评选年度封面人物，这一次，他们评选的1936年年度人物是辛普森夫人———英国王室变故中的女主角。

　　从新闻的轰动效应而言，辛普森夫人当年确实超过了所有人，无论是西班牙内战硝烟中引入注目的佛朗哥将军，还是中国西安事变中的主角张学良、杨虎城和蒋介石。

　　然而，从对未来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角度来回顾当年，我们便会发现，在1937年年初亮相的人物中，真正具有世界意义和历史轰动效应的，显然不是《时代》封面上这位身着黑色礼服、悠闲地坐在天幕之下的辛普森夫人，而是另有其人。这个人就是1937年1月在《生活》杂志出现的毛泽东。神秘的中共领袖、未来中国历史舞台上的一个主角，第一次在美国(也可能是在全世界)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生活》杂志由《时代》的创办人卢斯于1936年11月19日在纽约创办。如《时代》一样，《生活》创刊伊始就对中国有着浓厚兴趣。于是，我们将在卢斯的媒体帝国的两个重要杂志上，不断读到相互呼应、相互映衬的关于中国的报道。

　　对于一生关注中国的卢斯来说，《生活》创刊适逢其时。随着西安事变的爆发，与中国有关的人和事，在1936年底、1937年初成了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电影也不例外。此时，根据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小说《大地》改编的电影正在好莱坞拍摄。与卢斯的经历相似，赛珍珠也是美国传教士的后代，在中国的江苏长大。她熟悉中国、热爱中国，她笔下的中国人物，经好莱坞导演的创作而变得家喻户晓。1937年1月18日，《生活》杂志专题介绍了这部电影的拍摄情况。不过，真正让众多西方读者感到好奇、感到震动的中国人，不是赛珍珠笔下虚构的文学形象，而是现实生活中几年来一直行踪不定、神秘的、被蒋介石称为“赤匪”的红军领袖。

　　《生活》在创刊两个月后，于1937年1月25日出版的这期杂志，从第9页起用数页篇幅发表了一组照片，标题是《中国漂泊的共产党人的首次亮相》。这些照片的作者，是美国记者斯诺，几个月前他刚完成在陕北“匪区”的探险，从红色首都保安(今志丹县)回到北平。据斯诺的传记作者说，《生活》杂志为发表这批照片，向斯诺支付了1000美元，在当时这是很可观的一笔报酬。卢斯的新闻敏感与魄力，由此可见一斑。

　　毛泽东的大幅照片在第9页上发表。在斯诺为毛泽东拍摄的所有照片中，那张头戴八角帽、神情沉着、面容清瘦的肖像无疑最为著名。毛泽东喜蓄长发，从来不爱戴帽子，斯诺为拍照而特意将自己头上的八角帽戴在了毛泽东头上。拍照时，一位来自美国的医生也在现场，他就是后来长期生活在中国的马海德。1960年，斯诺重访中国时，马海德又回忆起当年情形，“在周围的人里，只有你给毛泽东戴过一顶帽子。那时，他的头发很长，而他又不肯戴帽子……只有你的那顶帽子还像个军帽。这就是毛泽东的一幅最好的照片由来。多少年来，它出现在书籍、报刊中，现在它被收藏在革命博物馆。”马海德说得不错。斯诺拍摄的这张毛泽东肖像，真的成了经典照片。在“文革”中，它在中国广为印刷发行，到处张贴，家喻户晓。不过，当它第一次与西方读者见面时，《生活》只有这样一个简略说明：“毛是他的名字，他的头值25万美元。”

　　《生活》在发表斯诺拍摄的这些照片时，还配发了史沫特莱的照片和她所写的关于西安事变和中国局势的文章。“编者按”说：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几乎完全是神秘的。将近10年的时间里，他们行踪不定，与蒋介石委员长的国民政府进行战斗。下面发表的这些关于漂泊的红军的照片，是第一次被带到国外。他们的领导者毛泽东被称作“中国的斯大林”、或者“中国的林肯”。他的新首都在中国西北的保安。左面是毛的一位美国同盟者史沫特莱，她原是一个中学教师，目前正在西安的共产党广播电台工作，那里上个月发生的绑架蒋介石的事件已经结束。（《生活》，1937年1月25日）

　　毛泽东八角帽上的红星，在纽约开始闪耀了。这是多年来处在劣势的毛泽东和中共首次以赢家的姿态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无论对中国现代史的发展，还是对中美关系大起大落的演变，这都是历史性的亮相。卢斯也是赢家。他和他的杂志，有幸站在了一个最具历史意义的转折点上，以他的职业敏感和魄力，介入到了中国的历史变革中。

　　斯诺更是大赢家。斯诺30年代曾在北平的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后来成名的中国记者、作家萧乾是他的学生。萧乾先生曾告诉我，斯诺当年喜欢赛马，喜欢一赌输赢的快感，曾在一次赛马中大赢过。无疑，斯诺天生具有冒险精神，他大学毕业后决定来到中国就是来进行一番远东冒险。

　　1936年10月，斯诺完成了3个多月的陕北秘密之行，回到北平，带回了大批采访素材，包括毛泽东和他的长谈。1936年11月14日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开始刊登斯诺的《毛泽东访问记》。斯诺顿时成为全世界的记者明星，他的一生功名也由此奠定。

　　20世纪有不少外国记者来中国冒险，而斯诺的陕北之行，堪称最成功的、最具历史震撼意义的一次冒险。

　　在众多外国记者中，斯诺更深地介入到了中国的政治之中，而且延续时间最长。从结识鲁迅开始翻译左翼作家的作品，到参与发起“一二·九运动”；从陕北冒险写出经典之作《红星照耀中国》，到上世纪60年代初重访中国，写出后来被认为因受到“蒙蔽”而“片面”报道现状的文章；从在“文革”期间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到向美国政府传递毛泽东发出的希望中美和解的信息……

　　介入如此之深，乃至斯诺夫人海伦在回忆1935年他们参与策划“一二·九运动”时，曾非常自豪地说：我和斯诺发动了一场革命。

　　斯诺夫妇显然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作用。这大概是一般在中国的西方人的特点。他们真诚地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总是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他们的眼睛只看到了浮在水面之上的冰山一角，而忽略了水底的巨大存在。他们只顾自己在舞台上的出色表演，或者陶醉于自己的指点江山，以为他们是导演或者舞台调度。实际上，他们本身只不过是演员，真正的导演、真正的主角，潜隐在他们看不见的角落。

　　然而，他们毕竟是演员，处在中国历史事件中的关键环节。在这一点上，斯诺仍然可以说是一位大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