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的放生池

当今社会，“生态”建设成为近年来政府和老百姓最为关注的大事之一，“低碳经济”、“节能减排”、“绿色环保”也成为了当下使用频率最高的时尚词汇。其实，生态建设并非现代社会的产物，早在几千年前，我国古代先哲们就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生态价值观”，并深刻地揭示出正确认识、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重要意义。

  当古代先人们从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迈进文明社会的那一刻起，就非常重视和保护自己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可以说，在中华几千年的文明进程中，时时都闪烁着“生态思想”的智慧和光芒。

  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是一位杰出的“环保主义者”。其核心思想是“仁”，提出了“仁者爱人”，倡导人们爱人、爱物、爱环境、爱自然。《论语·述而》里就有孔子关于“保护生态”的记载，“子钓而不网，弋不射宿。”用网捕鱼虽然收获多，但是孔子从不拉大网捕鱼，而宁愿钓鱼，虽然有时也射鸟，但却会放过归巢的鸟。孔子从仁爱的角度出发，通过浅显易懂的道理，来唤醒人们的爱心，启迪人们的智慧，渴望人们尊重自然，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朴素的“生态保护”思想，在今天依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道家历来崇尚“道法自然”，而不是去“征服自然”，老子认为，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而“道”就是这个整体的本原。“道法自然”就是告诉人们，人类作为大自然的一分子，应该热爱自然，尊重自然秩序，保护生态环境，消除以人类为中心的“自我主义”，回归到人与自然融合无间的和谐状态。正像《道德经》里所说的，“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而“道”体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就是“规律”，就是“平衡”，就是“和谐”。在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和严重的今天，道家的“生态思想”愈发显示出其独特的时代价值。

  低碳环保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提倡节约，而早在两千多年前，荀子就提出了“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的生态观点，他指出，只有在“强本而节用”的前提下，自然资源才可以持续地加以利用。荀子这种朴素的开源节流思想给我们人类提出了发人深思的警示——当今，面对资源日益枯竭所产生的能源危机，人类社会必须走节约能源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古代贤哲们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思想理论，帝王官府则身体力行、付诸实践，通过颁布法令等措施不断地将“生态环保”运动进行到底。西周时期已经有了关于保护水源、森林和动物的法令，据《伐崇令》记载：“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今者，死无赦。”法令虽然过于严厉，但却反映出古人对待保护生态环境的高度重视；秦朝的《田律》是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环境保护法律文献之一，它比1821年英国颁布的《蒸汽机车防止环境污染法》早了二千多年。《田律》中明确规定：“每年从春季二月起，不准进山伐林木，不准进山采樵，烧草木灰，不准诱捕幼兽、幼鸟，不准毒杀鱼鳖。”以上禁令，直到七月才得以解除；唐宋时期，十分重视环境资源的保护，官府通过屡次颁布法律禁令而加强生态治理，保护的范围不断地扩大，涉及山地、林木、植被、河流、湖泊、鸟兽和鱼鳖等众多方面；明清两朝也都对保护生态环境作出了明确的立法，有些法令的内容甚至一直沿用到现今。

  上行下效。纵观古代诗歌，发现有不少体现出了古人的“生态”思想和意识。唐代皇甫曾作有一诗，“已见槿花朝委露，独悲孤鹤在人群。”（《秋夕寄怀契上人》）诗人流露出的珍爱动物、保护生态的悲悯情怀让人感动；诗人王建在《寄旧山僧》中咏道“猎人箭底求伤雁，钓户竿头乞活鱼”，便是对保护动物、爱惜生命“环保”行为的肯定和褒扬；在清代袁枚的《随园诗话》中，记录了一则生动的“环保”故事：江西某太守将伐古树，于是，有人题诗于树云：“遥知此去栋梁材，无复清阴覆绿苔。只恐月明秋夜冷，误他千秋鹤归来。”太守读后，怆然有感，乃停斧不伐。留诗之人并没有谴责太守砍树行为的对错，而是巧妙地从关注老鹤归巢的生态角度进行引导和启发，耐人寻味。

  环保专家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态，它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以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内涵，以引导人们走上持续、和谐的发展道路为着眼点。因而，笔者认为，现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与我国古代的生态思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当前，在全市人民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山水城市、低碳城市、绿色城市、健康城市的过程中，学习和总结古代的生态保护经验，不仅继承了我们祖先优秀的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对于增强每个公民的生态意识和责任，对于加快生态法制建设步伐，对于合理利用自然，发展生态经济等方面，都将起到借鉴和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