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北京旗人住宅区域内街景
其实这种想法，只对了一半，大多数朝代，官员只能租房住。
古代官员无房户居多
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般的朝廷官员根本不敢奢望有自己的房子。秦朝官员的工资实行“秩石制”，朝廷直接发粮食作为工资，官员职位越大，领到的粮食越多，并没有其他特权。从西晋开始，为了优待官员，才正式按官品占田。然而，皇上赐给的土地，往往并不在官员任职的地方，而且按唐朝末年之前的规矩，一旦官员退休，在职时的俸禄一律停发，土地也要收回。为了省去许多麻烦，更是为了办公的需要，很多官员就直接把家安在了条件相对优越的衙署里——或者叫机关宿舍更为合适。异地做官，则举家搬迁；如果不幸被淘汰出官场，那就得想办法另谋生路或者回老家了。唐末以后，退休的官员有幸能领到一半的俸禄，但退休后的住房问题，政府还是不管。
五代时期：拆违工作人性化
和官员们相比，政府对黎民百姓的住房限制政策算是少了。因此，百姓如果手头有钱，造间房子也不算很难。如《五代会要》卷二十六中记载，当时在很多城市里，都有百姓侵占公共用地私自盖房。因为这种现象很普遍，官府也不敢强行制止。
后唐明宗时期，颁布了一道诏令，即京城闲置的空地，让老百姓公开竞争购买，谁出的价格高就卖给谁，这样百姓就可以在购买的土地上合法地盖房子了。
至于百姓已经盖好的“违建”，该拆还是该留，政府也给出了标准：“诸坊巷道两边，当须通得车牛，如有小街巷，亦须通得车马来往，此外并不得辄有侵占。”对于一些虽然合法，但按照新规定又算是占用了公共用地的民居，政府实行人性化的拆迁安置，“委河南府估价收买”。拿着卖房子的钱，百姓可以另行购买土地和房屋。如此政策，政府虽然要为一部分人的拆迁安置出钱，但通过出让闲置土地，获得的收益远大于损失。
宋朝：宰执大臣皆僦屋而居
唐朝一般不为京官提供免费住房的做法，基本上为以后历朝所继承。宋朝自京都到各地州府，都设有楼店务(后改名店宅务)，作为主管国有房产和邸店的行政部门，负责出租及修造事宜，相当于近世的房管局。官员在京都任职而又无私第的，皆僦屋而居，虽宰执大臣亦然。屡从太祖、太宗出征的老将刘福“既贵，诸子尝劝起大第。福怒曰：‘我受禄厚，足以僦舍以庇……’”结果其死后，子孙们竟无私宅可居(《宋史》卷二七五)。杨砺官居枢密副使，照样借住楼店务的房子，死后，宋真宗登门悼念，才发现其“僦舍委巷中，乘舆不能进”（《宋史》卷二八七）。
然而，不向京朝官提供住宅的制度，虽然节省支出，但却带来工作上的不便。叶梦得《石林诗话》：“京师职事官，旧皆无公廨，虽宰相执政亦僦舍而居。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文字，则省吏遍持于私第呈押。”就是说，有时候官员已下班出省，各自回家了，忽然有紧急公文需要办理，按制度还得军政两府(即宰府、枢密院)的执掌者连署才能生效，只好由吏员拿着公文一家一家去请各位大人画押，“既稽缓，又多漏泄”。于是，“元丰初，始建东西府于右掖门之前，每府相对四位，俗谓之八位”。即从宋神宗元丰时起，两府执掌者才有了建在皇城区的官邸。
明朝：房价畸高官员省钱购房
明朝弘治年间（1488年至1505年），南京的房价畸高。据说繁华的秦淮河畔，一间房能卖到六百两银子，因而不少部司都自己盖房或买房。《玉堂丛语》中就记载了当时南京国子监祭酒的买房故事。
当时，南京国子监祭酒谢铎，连同家人、皂役在内的30多人，都要租公家的房子住。租金就是一笔昂贵的开支。当时的制度规定，每个京官都可依品秩高低，使用若干名皂役做杂务，亦可不用而将皂役的工食银折算归己。谢铎就是省下了雇佣杂役的钱，“买官廨三十余区，居学官以省僦值”。即把原先租住的国家的住宅一次性买断，使其由从国家所有变为机关所有，专供在本机关任职者居住，不必另付房钱。当然，房子买断为己所有后，一旦调任或退休，还是得退还的。
相比之下，以礼部右侍郎兼北京国子监祭酒的林瀚，其做法更令人服帖。《明史》卷一六三中称，林瀚“典国学垂十年，馔银岁以百数计，悉贮之官，以次营立署舍。师儒免僦居，由(林)瀚始”，就是捐出自己的10年收入为机关盖住房，为众人谋福利。
由以上两例可知，同样为两都的京朝官，因别无“外快”收入，经济上并不充裕，仅交付一家人的房租也是不可小看的负担。当时的房价之高，也可见一斑。
清朝：旗人才能买“经适房”
清朝初年，因为城市的发展，城市居民的住房越来越成为执政者不得不关心的问题。于是出现了专门为特权阶层建造的“经济适用房”。如在北京城里为旗人修建了海量的“经适房”；在全国各地，大江南北，皆可见享受特殊优待的旗人居住区。以南京为例，当时明故宫至通济门的一大片区域都划给了满人。满族人聚群而居，因此南京人把这一带称为“满城”。至今，在这块区域内，还留有蓝旗街的名字，顾名思义，当时这里是蓝旗满人的居住区。
据《中国文化报》
(责任编辑：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