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就利用二十年来党史界研究的成果，以现有的文献和史料作些辨析。
遵义会议没有也不可能确立毛泽东对全体红军的领导，这是无可争议的。因为会后一个相当时期，红军都处于极端分散的状态，无论毛泽东还是党中央都谈不上对全国红军的领导。四方面军在北上到达陕北会师前就一直不服从指挥。二、六军团有八个月反而受张国焘节制。中央苏区留守的红军不久就同中央失掉联系。长征到达哈达铺，中央才了解到陕北红军活动的情况。可见，说确立对全军的领导本来就是一句空话。
那么能否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中央红军(一方面军)的领导呢？大概也不能这样说。会议决定和常委分工都规定得很明确，就是“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还应特别指出的是，鉴于以前博古(实为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和实行个人包办的恶劣作风，会议强调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所以会后几乎每天都要开政治局或常委的扩大会，讨论作战计划和行军路线，然后以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的命令行之。作为毛泽东自称“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也必须变成朱周的命令才能实现。毛泽东这时只能作为会议的一个参加者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他的意见也不见得大家都听。例如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由于对当时的军事指挥不大信任，遂提议并经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毛泽东任前敌总指挥，也是以中革军委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的命令行之：“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还明确周恩来仍是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几天后在讨论是否打打鼓新场的鸭溪会议上，竟然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并撤消了他的政委职务。 毛泽东也只能连夜去找周恩来，建议晚点下命令。当时那种军事上的集体领导，现在看来好像有点矫枉过正，但在没有建立起军事领导权威的情况下还是需要的，否则毛泽东就很难发挥作用。所以半年后的沙窝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还提议要发挥常委会作用，每周至少开会一次。 说明他并不嫌开会多。因为这时毛泽东的领导威信还不是后来人们所说的那么高。鸭溪会议上意见遭多数否决，以及会理会议前林彪写信、彭德怀发牢骚以及刘少奇与杨尚昆发电报等不信任毛泽东军事指挥的事件，都是证明。在个人权威还不足以保证自己主张得以实现的情况下，一般都会强调集体领导，主张多开会；一旦成为权威，才往往容易感到会多了麻烦。
有些人把成立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看作确立毛泽东军事领导的证据，也是不大可靠的。因为三人小组隶属于中央军委，不但职权同遵义会议前的三人团不同，而且组长还是任军委书记的周恩来，毛泽东只是组员之一。 在一、四方面军会合的两河口会议上，代表军委作报告和结论的就是周恩来。 沙窝会议决定恢复一方面军，还是任命周恩来为司令员兼政委。 所以正如有的党史研究者所讲，从黎平会议到毛尔盖(沙窝)会议这8个月期间，“不管是从职位上看，还是从实际作用上看，周恩来都是全军的最高统帅”。(见《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63页)毛泽东开始走上中央红军的最高领导地位，是在最后一次沙窝会议上，因周恩来生病，张闻天提议常委分工由毛泽东负责军事以后，特别是俄界会议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毛泽东出任政委以后。张闻天在1943年的《反省笔记》 中也说，“出了草地以后，三人团实际上已不存在(恩来病了)，一切行动全权由毛泽东同志负责。他领导全军打出了腊子口难关，到达了甘南的汉人区域。”实际上，直到长征结束中央抵达陕北，在下寺湾政治局会议上，又是张闻天建议，成立新的中央军委(名义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这才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对一方面军(还有十五军团)的领导。但由于张国焘闹独立，尚未同二、四方面军会合，有些红军又失掉联系，所以还远谈不上对全军的领导。
遵义会议过了将近两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北，中革军委进行了改组，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这时虽然实际上已经实现了统一指挥，但领导关系在公众印象中还不够明确，有些责任还分不清，致使1937年3月西路军的完全失败，责任在中央军委还是张国焘，就长期说法不一。明确和稳定地确立起毛泽东对全军的领导，还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洛川会议上。从此，毛泽东无论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是中央军委主席和军队的最高统帅，直到四十年后去世。但还不能说洛川会义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的领导，这又是一年多以后的事了。 (责任编辑：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