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人民公仆焦裕禄逝世四十五周年。作者在对焦裕禄事迹进行了更为准确、深入发掘的同时，揭露和批判了“焦裕禄亲密战友”张钦礼借宣传焦裕禄事迹进行投机的事实。书稿对一些重要史实的澄清、所讲述的兰考的悲剧和喜剧，是中国半个世纪历史的缩影，发人深思。 

　　引子 

　　作家任彦芳：2006年6月10日，凤凰卫视的记者来找我，他们是为寻找英雄，为了解焦裕禄而来。他们看过我写的长诗，最近又看到我在国际网上发表的关于焦裕禄及身后继任者命运的文章，便决定来采访我。没有采访提纲，他们让我说我想说的话，海阔天空，没任何限制；说办就办，找个地方，支起了机器，对好灯光，我便打开了历史的闸门，让回顾的流水顺流而下。 我们谈了近5个小时，临行前，我和焦裕禄的继任者周化民通了话，他们立即去河南省采访。 

　　一个月后，2006年7月15日晚，我从他们的访谈节目里，看到了我的老朋友、我的前辈张申同志，看到了周化民同志，也看到了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凤，大儿子焦国庆，看到了老朋友、相识四十多年的兰考县委原宣传部副部长刘俊生。 

　　记者把我们的谈话剪辑成一个集体交谈。 

　　老焦没有回避包产到户 

　　1966年2月7日，一篇由穆青、冯健、周原三人撰写的题为《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通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送。有人说这篇通讯无异于在兰考上空爆炸了一颗精神原子弹。在电影《焦裕禄》中，有一个情节，是焦裕禄初到兰考，在火车站看到的灾民逃荒的景象。这是1962年的焦裕禄。这一年的冬天，受开封地委委托，从尉氏县调任到兰考。前任兰考县委书记王金碧由于生活作风问题被调离；时任开封地委书记的张申提议由焦裕禄来担任兰考县委书记，这年他四十岁。 

　　任彦芳（作家）：兰考穷，兰考富，兰考出了个焦裕禄。兰考后来是以焦裕禄出名的，以前是以穷，以讨饭有名。当时的干部为穷发愁，都不愿在这儿。 

　　张申（原开封地委书记）：当时的县委书记也不行，也懦弱；因为他本身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发生了生活作风问题。发现这个情况，我觉得兰考不行，县委书记得换人。把县委书记给换了，换了调谁去呢？当时考虑的是另外调个县委书记，可这个同志不愿去，他怕困难；我就想到焦裕禄了。 

　　任彦芳：找到焦裕禄时，他二话没说。既然党派我去，这个地方最穷，我希望地委帮助我。我去，努力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张申：因为对焦裕禄，我知道他。1948年，我在尉氏县当县委书记，他在县委宣传部当干事，以后当团委书记。这人很能干。 

　　记者：接到地委通知的焦裕禄，于这一年的十二月来到兰考，不久他把妻子和孩子也接了过来。 

　　焦国庆（焦裕禄长子）：父亲在去兰考之前是尉氏县委书记。我们全家从尉氏到兰考的时候，一看兰考县城就不一样…… 

　　焦守凤（焦裕禄长女）：一下车全都是白茫茫的，就是那盐碱，没有长树；这里确实是自然环境很差的，都是盐碱地，又连续几年下大雨，淹的淹了，都不长庄稼。 

　　记者：位于黄河古道的兰考，受到盐碱、风沙、内涝三大自然灾害的侵袭，兰考人称为“三害”。 

　　张申：大家为了逃命啊，这就往西跑，扒上火车往外边走，有上西边去的，有上南去的；上西边去的多。所以兰考难民出去逃荒，比较出名了。 

　　任彦芳：当时称为兰考路线。什么叫兰考路线？就是逃荒讨饭的路线。兰考的小车站，给全国的压力挺大。全国铁路都提出来到处都是兰考要饭的，他们都管扒火车叫扒大轮；他们不是坐那客车，而是扒货车；见到货车一来，这些人便蜂拥而上，挤上去；这车拉到哪儿就是哪儿，到那儿便下车讨饭。有的拉到大西北去，到那里去讨饭。兰考的粮食产量曾经创过历史的最高水平：1957年以前，兰考是粮丰林茂；泡桐树都起来了。没有内涝，也没有盐碱。 

　　刘俊生（原兰考县宣传部副部长）：1958年，那时候号召大炼钢铁。用什么炼？就是用树木。有很多树木就是这时候被砍伐了！大树小树都砍光了！砍的树，便去炼钢去了。结果是钢也没有炼出来，树木全砍掉了；树没有了，风沙便又起来，再也没有挡风沙的了。兰考的风沙就是这么起来的。 

　　任彦芳：那时候是谈包色变哪。谁敢说一个包字？那包产到户便是资本主义，那就是立场问题，路线问题。但焦裕禄没有回避这个问题，说包下去，出了错我负责。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与世长辞。我母亲受到巨大刺激，也住进了医院。她给我写信说：一个最好的好人焦裕禄，老焦不在了！ 

　　宣传：“还是留点余地好” 

　　记者：这是1966年2月7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张申：焦裕禄去世后，我们认为这个同志很好，精神可嘉；当时地委就发出向焦裕禄学习的通知；以后又报到了省里，省里也通知学习焦裕禄。 

　　任彦芳：我来开封探望母亲，听她讲了许多焦裕禄的事，当时非常感动。我就给所在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党委写了一封长信，讲焦裕禄的事迹；1965年2月，长影党委派我来兰考搞焦裕禄的电影剧本。 

　　记者：这是1966年2月任彦芳发表的一首长诗《焦裕禄之歌》。1965年，为了深入兰考生活，任彦芳参加了兰考的“四清”工作队。就是这时候，新华社三位记者来到了兰考。 

　　任彦芳：1965年8月，我参加了兰考县“四清”工作队，和兰考当时的县委书记周化民一起，在他蹲点的城关公社胡集村。搞到12月份，这时才听说新华社来人了，说是要写焦裕禄。 

　　刘俊生：周原先来的，来了他第一个见到我。 

　　任彦芳：当时，他们来豫东，是想写兰考的生产救灾情况；因为兰考是豫东最穷的县。到了兰考，一说生产救灾，必然要说到为了兰考救灾，为了兰考除“三害”而牺牲的，就是说把生命都搭进去的焦裕禄。 

　　刘俊生：这时，我就和他们谈，我们这个县，为了除“三害”，把我们的县委书记都累死了。一说到这儿，他问是怎么累死的。我说了焦书记是怎样累死的，是为了除“三害”；他听了说好，我们这次就写这个书记，搞一篇大的报道。 

　　任彦芳：周原、穆青，这些记者都被焦裕禄的事迹所感动，于是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就开始写焦裕禄的大通讯。这个通讯是他们采访了4天之后，在开封写的，由周原起草，穆青修改。我知道这消息后，到了县委，见到周原同志，周原说，你们长影抓到了一个很好的题材，你们很有见地呀。 

　　1965年年底，周原在张钦礼等干部的陪同下，在兰考进行了4天的采访。为避免一些宣传口径和中央精神相违背，他们挑选从生产救灾的角度对焦裕禄进行描写。然而，在县委举行的讨论会上，周原和县委其他同志发生了争吵。 

　　周化民（原兰考县委书记）：县委开会了，周原就念他的通讯稿了。念完之后，让大家提意见。我是县委书记，提意见，别人没说话。我说其他情况我不了解。我听了之后，觉得说兰考的面貌改变了，有点过分了。我说还是留点余地好。 

　　任彦芳：在通过稿子的当时，因为是周原自己写的东西，非常偏爱吧，所以县委的同志提出任何不同意见，他都一一反驳。 

　　周化民：好多意见被压下了！周原是新华社记者，他说，他已经留有余地了。他不同意不同的意见，我说那就算了吧，我也就不说了。 

　　任彦芳：当时周原反驳说，焦裕禄的精神已经变成物质了，就是已经改变了面貌了嘛。事实是兰考并没有改变面貌；虽有所改变，但与根本改变面貌还距离非常远。当时沙荒、盐碱，尤其是盐碱地非常严重。后来大通讯一发表，很多人来参观，看到原来兰考还这么贫穷，灾害还是这么重啊。 

　　一张照片，十年眷顾 

　　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上与焦守云合影，消息传回了兰考，引起了极大震动。有人说就是凭着这张照片才使得焦家的人能顺利地度过那个混乱的年代。 

　　焦守凤：当时有人给她领过去说她是焦裕禄的女儿，毛主席非常高兴，说我们照个相吧，跟她说了一番话。当时就拉着林彪，来吧，咱们三个照吧。 

　　焦国庆：以后林彪又题了词。毛主席没有题词。其他领导人，董必武有题诗。 

　　记者：由于毛泽东的眷顾，焦裕禄的家人平安地度过了那个十年；然而这样的眷顾，却没有惠及更多的兰考人。 

　　“文革”中，兰考的干部群众分化为两派，而两派当时共同的口号都是保卫焦裕禄。 

　　任彦芳：“文革”过程是一个神化过程，把焦裕禄变成神，变成了打人的棍子…… 

　　张申：当时省里开会的时候，刘建勋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要支持少数派，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 

　　任彦芳：从省到下边都有两派，兰考一派就是以张钦礼为首的一派，在河南省叫二七公社派；另一派就是当时称为老保派。由于观点的不同，两派斗起来越来越烈。 

　　焦守凤：兰考两派都是为了维护我父亲的名誉，以这个名义想达到个人的目的。 

　　长达数年的派性斗争中，接替焦裕禄成为县委书记的周化民和地委宣传部长秦一飞成了造反派攻击的目标。就是墓碑也成了周化民他们反对焦裕禄的铁证，理由是焦裕禄的墓碑立得太小了。 

　　周化民：为这个碑我不知被打了多少次。 

　　任彦芳：焦裕禄的墓地，变成了批斗老干部的一个流血的场地，他们逼迫老干部到那里，要人喊管焦裕禄叫爹…… 

　　周化民：我们能喊不能啊？说你们反焦裕禄，你们管焦裕禄叫爹！打死也不能喊哪！秦一飞不喊，我也不喊！ 

　　于是周化民被《人民日报》点名批判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好多年后，中共河南省委才为周化民平反落实了政策。因为在“文革”中与周化民的对立，一个人再次走进了我们的视线：张钦礼在“文革”结束后被判处十三年徒刑——他就是焦裕禄当年的县委副书记、大通讯中的“焦裕禄的亲密战友”。 

　　任彦芳：他的灾难是由于大通讯把张钦礼树为“亲密战友”之后。大串联的红卫兵来这儿串联都知道这里有一个焦裕禄的亲密战友；所以好多红卫兵不了解兰考的内情的时候，都在支持张钦礼。 

　　周化民：当时“文革”厉害了，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焦裕禄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张钦礼是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的亲密战友。中央有个林彪，兰考有个张钦礼…… 

　　张申：张钦礼这个人能干，有本事，但思想有毛病。他个人主义比较突出，爱出风头，他自己总想当第一把手；结果没有当成一把手，他就心里不高兴。“文革”期间，他拿着焦裕禄这个旗子当成棍子，到处打人。谁对张钦礼有点意见，就是反对焦裕禄，反焦裕禄就是反毛主席，反毛主席就是反革命。 

　　记者：2004年，他葬在自己工作过的兰考县。那段往事，随着他的死而凝固了。 

　　任彦芳：张钦礼多年感到怀才不遇。他见到穆青同志，看到新华社大记者要宣传焦裕禄，便想借宣传焦裕禄之名，要把自己树上去。所以说了一些瞎话，把自己说成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他因为这些瞎话，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剧。如果他这时不说瞎话，他不可能被写成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就不可能在“文革”期间走上这个路，也就没有后来这个悲剧，以致被开除党籍，判处十三年徒刑。本来是一个好干部，就这么毁了！ 

　　新华社稿突出“生产斗争” 

　　张申：当时兰考的自然灾害严重，困难那么大，人民生活过不去不行啊，所以突出要强调的是生产斗争。焦裕禄虽然也抓过阶级斗争，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个东西突出起来。所以新华社的大通讯里没有写焦裕禄抓阶级斗争，而是突出表现他抓生产斗争，现在看来是对的。如果写了，恐怕焦裕禄也难树起来了。 

　　记者：从那以后，焦裕禄成为不朽。成为不朽的还有一个创造不朽的人。不论怎样，他留给我们一个英雄，留给我们一段至今还在回味的历史：回味那至今让我们感动的英雄…… 

摘自《焦裕禄身后——我和兰考的悲喜剧》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 

                                        摘自《天天新报》2009/3/8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