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无疑是五四时期最受青睐的女作家之一。她是作家陈西滢在《西滢闲话》里所说的“几乎是谁都知道”的女作家。文学史家杨义在评论冰心时说：“在我国现代小说史上，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女小说家，是冰心。她以诗人的气质，散文家的优美文笔，撰写问题小说，风靡整个文坛。她不仅为女作家赢得光荣，而且曾经为早期的新小说赢得荣誉。尽管她后来写的散文，生命力超过了她的小说，但是在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的现代小说发展路途中，她是留下自己矫捷的身影和清晰的脚印的。
冰心原名谢婉莹，一九○○年出生在清代诗风极盛的福州。
一九一八年秋后，她从贝满女中毕业后，即考入协和女子大学理科预科学习，．目的是将来成为一位医生。
而一九一九年九月冰心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第一篇小说，登上文坛。粥心说：“我酝酿了些时，写了一篇小说《两个家庭》，很羞怯地交给放园表兄。用粥心为笔名，一来是因为冰心两字，笔画简单好写，而且是莹字的含意。二来是我太胆小，怕人家笑话批评，冰心这两个字，是新的，人家看到的时候，不会想到这两个字和谢婉莹有什么关系。”发表的喜悦使得冰心无法放下那支已经“写得滑了手”的笔，于是几乎每星期都有她的作品，多半是问题小说，如《斯人独憔悴》、《去国》、《秋风秋雨愁煞人》、《庄鸿的姊姊》等等。一九二一年理科预科两年毕业后(按：一九二一年协和女大合并到燕京大学)，她就改入了文科本科，而且还跳了一级，从此她立志要走文学这条路了。
一九二三年夏，冰心以优异的学习成绩由燕京大学提前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及学校颁发的金钥匙奖。八月二十三日，她搭乘美国邮轮杰克逊号赴美留学，而就在这条船上她认识了终身伴侣——一吴文藻。
冰心在动身前收到贝满中学时的同学，已经先自费去美的吴楼梅的来信，说她的弟弟吴卓也同船出国，请她多照顾。上船的第二天，冰心突然想起此事，立即请她的同学许地山帮她去找，。没想到找错了人，只因认定姓吴，就把吴文藻带来了。或许这就是缘分，或许是邂逅得饶有兴味。张忠绂后来回忆道：“当日船上最引人注意的，似为谢冰心女士。她的文名早著，秀丽大方，毫无骄矜态度，捧她的人很多。后来她与我的同班吴文藻结婚，倒是事前未曾料及的。文藻是一位谦谦君子，在船上没有看他怎样追求。他的成功也许正如古语所说的：‘为政不在多言。”’
确实在初次见面时，吴文藻不仅没有阿谀、赞美之词，反而质问冰心：“有几本评论拜伦和雪莱的书，都是英美著名的评论家写的，你看过没有?”当冰心回答说“还没读过”时，吴文藻则爽直地劝说：“你学文学的，这些书你都没看!这次出去，要多读一些书，如果不趁在国外的时间，多看一些课外的书，那么这次到美国就算是白来了!”这些话相信给冰心留下了深刻而与众不同的印象。
上岸后，留学生们各奔东西，但也彼此都留下联络的地址，冰心刚到卫斯理女校后，便收到许多来信，“有的洋洋洒洒，写了好几页，介绍自己的家世；有的用华美的词句，描述航海中结识冰心女士的激动心情；有的倾诉早已仰慕冰心的美名，喜爱她的作品……”(见卓如的《冰心传》)。而吴文藻却只寄了一张明信片，但冰心却很精心地回了一封信，而相对于那些写长信来的，冰心却只回了一张明信片。后来吴文藻的女儿吴青开玩笑地说，我爸爸是以特殊的方式追求我妈妈。而当吴文藻接到冰心的回信，相当感动。所以当他得知冰心
生病时，便赶紧写了信去慰问；在他路过波士顿时，还与一些留学生上青山沙穰疗养院探望冰心。而平日他会把买回来的有关文学的新书看过后，把重点用红笔画了圈圈，然后包好寄给冰心。这些举动对冰心自是一种安慰，一股心灵的暖流。尤其是吴文藻寄来的书，她每本都认真读过，并提出她的心得。于是在一九二五年春，当顾毓瑗在波士顿排演《琵琶记》时(由梁实秋、谢文秋、冰心、王国秀等中国留学生担纲演出)，冰心给吴文藻写了一封信邀他来看演出，并且将入场券夹在信内。吴文藻先是因功课太忙不能前往，但最终还是在演出后第二天赶到。冰心在众人中见到吴文藻很是高兴，悄悄地对他耳语道：“上次你来看我(按：指沙穰疗养院那次)，我很高兴。”吴文藻听后很激动，并且终生不忘。
一九二六年七月，冰心获卫斯理文学硕士返国任燕京大学国文系助教。而吴文藻则于一九二八年冬获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社会学系博士学位。次年二月，他取道欧洲、苏联返抵北平，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并兼任清华大学社会人类学系讲师。同年六月十五日，两人在北平结婚。冰心回忆道：“我们的婚礼是在燕大的临湖轩举行的，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五日是个星期六。婚礼十分简单，客人只有燕大和清华两校的同事和同学，那天待客的蛋糕、咖啡和茶点，我记得只用去三十四元!新婚之夜是在京西大觉寺度过的。那间空屋子里，除了自己带去的两张帆布床之外，只有一张三条腿的小桌子——另一只脚是用碎砖垫起来的。两天后我们又回来分居在各自的宿舍里，因为新居没有盖好，学校也还没有放假。”
婚后他们在教学上享受了师生间亲切融洽的感情，他们不但有各自的学生，也有共同的学生。他们两人总是苦乐相处的，比如一九三三年有塞北之行，一九三六吴文藻休假一年，获“罗氏基金会”游学教授奖金，于是他偕冰心重游欧美各国。
而一九五八年四月，吴文藻被错划为右派，冰心这么回忆着：“这件意外的灾难，对他和我都是一个晴天霹雳!因为在他的罪名中，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一条，在让他写检查材料时，他十分认真地苦苦地挖他的这种思想，写了许多张纸!他一面痛苦地挖着，一面用迷茫和疑惑的眼光看着我说，‘我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到国外去反了，何必千辛万苦地藉赴美的名义回到祖国来反呢?’我当时也和他一样‘感到委屈和沉闷’，但我没有说出我的想法，我只鼓励他好好地‘挖’，因为他这个绝顶认真的人，你要是在他心里引起疑云，他心里就更乱了。”就是冰心如此地理解与鼓励，帮他度过艰难的岁月。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冰心写了一篇充满感情的文章，题名叫《我的老伴——吴文藻》，她在篇首这样写道：“我想在我终于投笔之前，把我的老伴——吴文藻这个人，写了出来，这就是我此生文学生涯中最后要做的一件事……这篇文章，我开过无数次的头，每次都是情感潮涌，思绪万千，不知从哪里说起!……”是的，他俩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姻缘路，其中千般爱意，万斛情怀，又岂是纤纤三指间那支描凤的笔所能写尽的呢?当然也不是简单的一个“爱”字了得!
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冰心也走完了她百年的人生。
摘自《那些才女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摘自《畅销书摘》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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