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段人们十分熟悉的历史。革命党人占领武汉三镇，清廷命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新军前往镇压，可袁世凯的这些旧部停停走走、走走停停，就是不听荫昌指挥。怎么办？唯有请出袁世凯，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就如李鸿章让他护送大院君返回朝鲜时所说的那样:“今如演戏，台已成，客已请，专待汝登场矣。”而袁世凯也不是那么好请的，他以“足疾”未愈为由推辞不出。这既是对载沣当初的开缺予以报复，也是他继续要挟，以增加出山的筹码。直到被清廷由湖广总督改任为内阁总理大臣，其提出的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解除党禁等六项条件被全部接受之后，他的“足疾”也就霍然“痊愈”了。

 

袁世凯毕竟是袁世凯，刚刚走马上任，北洋军队就一口气攻下了汉口，接着又拿下了汉阳。如果再稍微鼓鼓气，就可攻下武昌，收复武汉三镇。然而，袁世凯在占领汉阳后却主动叫停，并延请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为中间人，开始与革命党人谈判。他审时度势，觑准了这一谈判的有利机会:武昌岌岌可危，留而不攻，算是给了南方革命党人一个大大的“人情”，在对他袁世凯产生好感的同时，必将生出新的希望——让同是汉人的他反戈一击，取代清廷，达到恢复中华的目的。是的，袁世凯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可不愿继续充当清廷鹰犬，像他的前辈曾国藩、李鸿章那样永远让清廷玩弄着当枪使。他早就受够了，他不能再忍了，他要做主人，要取而代之。他留下武昌不攻，也可就此威胁、要挟清廷，以达一箭双雕之效。

事情一步一步地往袁世凯设计、预想的方向发展。南北双方派出代表，经过多次正式的及私下的谈判，双方条件渐趋一致，最后归结为两点:一是国家采用何种体制，民主共和还是君主立宪；二是袁世凯在新体制中的位置。若行君主立宪，肯定还得保留皇帝。这，不仅袁世凯不愿，革命党人更不会答应，“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是其首要任务，连最起码的一点都做不到，那还叫什么革命？因此，南北议和最后达成的双方能够接受的条件，只能是实行民主共和制。

正在这时，孙中山由海外回国，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帝国主义各国便采取军事威胁、外交孤立和经济封锁等手段，对革命政权施加压力，并支持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总统。孙中山反应迅速，马上致电袁世凯，只要逼清帝退位，便让位于他。袁世凯不信，一面制造舆论“收拾大局非袁莫属”，一面加紧备战。孙中山也毫不示弱，自任总指挥，出兵六路北伐。然而，孙中山此举很快就遭致列强的威吓及内部反动派的掣肘，汪精卫就公开指责孙中山贪恋总统之位，破坏和议。于是，孙中山不得不停止北伐，在致伍廷芳电中要他转达北方代表，第三次强调:“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总统之位有了保证，袁世凯仿佛吃了一颗定心丸，开始回过头来对付清廷，加紧逼宫。一批宗室亲贵成立宗社党，发表宣言，坚决反对共和。关键时刻，又是革命党人帮了袁世凯一忙，彭家珍冒死刺杀宗社党首领良弼成功，清廷贵族闻风丧胆，纷纷逃离京城。与此同时，袁世凯对奄奄一息的清廷再下一剂“猛药”，在他的鼓动下，原先反对共和的北洋新军突然转向，46名将领联名致电清廷，反对立宪，赞成共和。清廷四面楚歌，走投无路，隆裕太后无奈之际，只好以宣统皇帝溥仪的名义，颁发诏书，宣布退位。清廷的退位，标志着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本来南北双方达成的协议是民国成立后实行美国的总统负责制，因革命党人不信任他袁世凯，结果弄出一个内阁总理制，以限制总统之权，其实就是限制他袁世凯的权力。革命党人又提出不少要他接受的苛刻条件，比如建都南京，实际上就是让他离开自己的势力范围，将其架空，成为一个傀儡。这些，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不仅一眼洞悉，而且施展计谋一一化解于无形。不过也有让他难受的紧箍咒，那就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第二天就在南京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一部由革命党人单方面制定，并未经过袁世凯参与同意，而又一厢情愿地非要他接受执行不可的宪法。孙中山此后发动的护法运动，护的就是这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