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读书外，他还买书，尤其是那些对资产阶级革命较有影响的书，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富兰克林自传》、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有关法国大革命史的图书，无不兼收并蓄，购以备用。此时，马克思的《资本论》已有英译本，而且有了研究《资本论》的导论问世。他不但涉猎，而且对其他共产主义书刊如《共产党宣言》之类的书，不仅阅读而且甚有好感。“所以他后来把自己的三民主义说成‘就是共产主义’，这并非偶然的。”曾祥进在《中华民主之父孙中山》中如此写道。

“伦敦蒙难”后孙中山暂留伦敦 这也成为他生命中的重要转折点

　　考察：

　　目睹社会矛盾寻出路

　　在伦敦期间，读书并不是孙中山生活的全部内容。他不仅钻研理论，还有实际观察，而实际观察所得的心得也甚多。有专家认为，通过观察英国社会，孙中山不仅进一步了解了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理论，接触到有关社会主义的学说，还目睹了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英国社会所暴露出来的多种社会矛盾。

　　他曾目睹英国政府调动大批军警，残酷镇压当地产业工人坚持了30多个星期的同盟总罢工。他不希望将来在中国发生这种现象，他认为这是人类的悲剧。从此他知道：“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所以欧洲志士还要进行社会革命活动”。

　　出路何在？最后孙中山思考的结果“那就是采取民生主义、民族问题与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毕其功于一役”的三民主义，民生主义于是初步形成。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形成，是他在研究欧美社会、借鉴西方，从而在思想上发生了飞跃。他后来在《建国方略》中，对这一时期中思想的发展过程，曾这样叙述：“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像欧洲列强这样，还未能登人民于极乐之乡，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

　　澳大利亚学者黄宇和认为，孙中山所用“完成”一词虽笼统，又尽管民族及民主两主义早已在其心中萌芽，其旅英期间的经历对其三民主义的发展及完成有过重大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孙中山在伦敦曾特别关注过什么？根据史赖特私家侦探社跟踪孙中山的报告，1897年6月，英国为庆祝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而举行的三军检阅，包括6月22日在伦敦举行的皇家大游行和6月26日在朴茨茅斯斯皮特黑德举行的海军检阅，其意在表现出英国民族主义的强大。

　　1896年12月11日，侦探报告说孙中山整天在水晶宫流连忘返。黄宇和查阅《泰晤士报》，可知当天在水晶宫举行了一年一度的自行车展览。黄宇和认为，孙中山关心民生，当然对自行车很感兴趣。

　　孙中山抵英被困使馆前10天曾到过水晶宫，黄宇和推论10月3日星期六在水晶宫举办的“皇家农协会英国水果展览”之时，很可能就是孙中山往访之日。“鉴于孙中山对农业的高度兴趣，且看他一生之中首两篇著作都与农业现代化有关，更增加这推论的可能性。”黄宇和说。

　　交友：

　　结识“奇人”南方熊楠

　　伦敦大英图书馆不仅是个巨大的知识宝库，还是人才荟萃之所。孙中山在此期间，还结识各国友人，给后来的革命事业帮助甚大。大英博物馆图书室主任道格拉斯，是位学问渊博之人。孙中山与南方熊楠的正式介绍，就在道格拉斯的办公室进行。

　　孙中山曾盛赞南方熊楠是日本的一位“奇人”。孙中山在给犬养毅的一封信中高度评价南方熊楠，“君游学欧美将廿年，博通数国语言文字，其哲学理学之精深，虽泰西专门名家每为惊倒，而为植物学一门尤为造诣。君无心名利，苦志于学，特立独行，十余年如一日，诚非人可及也。”

　　南方熊楠留欧十五年，精通英、法、德、俄、意、荷兰、梵文、中国等语言，被推为大英博物馆东洋调查部人员。

　　孙中山和南方熊楠在伦敦的交往中，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就是南方熊楠曾向孙中山介绍日本情况与日本人士，这对于孙中山以后在日本开展革命活动有一定的影响。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