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日本银行广岛分行，是1945年8月6日原子弹大爆炸中幸存的惟一建筑。所谓幸存，也只留下了建筑躯干和一个大圆顶，其他的部分，则和全市建筑物及数万平民一起，在3000至4000度的高温中烟消云散。如今，这座建筑是和平广场的地标。笼罩在广岛上空的，旧日是压城欲摧的蘑菇云，如今则是谈之变色的核辐射。
广岛城内乏善可陈，但每一个来广岛的人都有一个地方不得不去——和平纪念馆。
我去和平广场那天天气晴好，三三两两都是神情严肃的游客。广场非常大，原爆建筑、纪念碑和和平纪念馆在一条中轴线上，各自前面都摆满了鲜花。正拿着相机拍照，身后一个操熟练英语的人叫住了我，“你对原子弹爆炸感兴趣吗？”是一个穿大红棉袄的日本老人，胸前挂着“Free Guide”的标志。老人介绍说，自己是原子弹爆炸的幸存者，在广场做志愿者免费为游客讲解。
原子弹爆炸时他母亲住在广岛城郊，正怀着他。老人虽是名副其实的“原子弹婴儿”，幸运的是，他和母亲都没有大碍。核爆后，日本政府给他们发放了医疗卡，承诺免费医疗，但执行似乎并不顺利。“日本政府不想承认有如此之多的病人，因为病人越多支出越大。”这一说法，在大江健三郎1965年的作品《广岛札记》中得到了印证——“在广岛，由于人类从未体验过原子病是什么症状，所以无论什么症状都认为与原子弹爆炸不无关系。实际上除了患上致命的原子病之外，就无法得到国库的补偿。目前普遍存在着对现实的不满。”
老人曾做过英语教师，后在和平纪念馆当讲解员，因不满纪念馆对“事实的遮蔽”愤而退出，在广场当起了志愿者，已经为一万多人义务讲解。
我问，除了真实的大爆炸，还有什么是广岛的真相？老人把批评对准了日本政府的暧昧态度和对核辐射事实的隐瞒上。由于日美关系密切，日本在核爆问题上并没有彻底追究美国的责任，和平纪念馆的史料对美国为何在广岛投下原子弹也含糊其辞。核爆之后特有的“黑雨”，不仅出现在1945年，“去年也下了”。老人拿出一本厚厚的册子来支持自己的说法。我不相信权威，但老人的叙述，让我对进入和平纪念馆有了更多的期待。
若非来和平纪念馆，我无法对核爆所能引发的灾难有如此直观的认识。满目疮痍的废都模型，由于行人瞬间蒸发而留下深色痕迹的石板，得了辐射病长出带血肉的黑色手指，那些远超想象的苦难，让我忍不住在阴暗的展厅里瑟瑟发抖。由于实在缺乏资料，核爆遗毒至今无法估测。
不可不说的是，和平纪念馆的重点在于反核，而非反思。对于苦难的展示、对于核武器的控诉，都指向一种静态的媒介。馆内陈列了广岛给所有核武器拥有国的抗议信，希望他们能停止核武器研究，但美国在广岛投放原子弹的原因以及日本对此的反思，却无迹可寻。广岛原是供应日本在中国前线战斗的主要后援地，即将遭受苦难的广岛人，当时正在为中国人即将遭受的苦难摩拳擦掌，这样的惨剧令人寒心。
一些虔诚且不乏愧疚的美国人在纪念馆内的留言簿上写下“sorry”；和平广场上，红衣老人还在为他坚持的真相呐喊。我问，你如何看待日本对外侵略与核爆之间的关系？老人嗫嚅难语。
临走前，我吃了一盘广岛好烧，带走了搜集到的全部文字和影像。
(责任编辑：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