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与胡耀邦的相互信任

时间:2011-12-28 01:16来源:《同舟共进》 作者: 点击: 载入中...




碎“四人帮”后,华国锋担任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等职务,先后主持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十一大、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要会议;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华国锋正式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胡耀邦接任中共中央主席。他们二人构成前后任关系。

  研究那一段历史,胡耀邦与华国锋的关系是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   

  1

  胡耀邦在湘潭曾是华国锋的直接领导

  粉碎“四人帮”以后,胡耀邦复出的第一个岗位,就在中央党校。1977年3月3日,中央政治局决定:

  恢复中央党校,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兼任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调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胡耀邦任中央党校副校长。

  这样,华国锋就成了胡耀邦的直接领导。其实,胡耀邦与华国锋早就共过事。

  1962年11月,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下放湖南省,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原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华国锋改任第二书记。

  胡耀邦生于1915年,时年47岁;华国锋生于1921年,时年41岁。1964年7月,胡耀邦离开湖南。胡与华在湘潭合作共事一年多。

  粉碎“四人帮”几天以后,叶剑英派儿子去看望胡耀邦。叶帅的儿子问胡耀邦:你对华主席熟不熟?胡回答说:很熟,同过一年半工作哩。从这个口气看,当年,他二人相处的关系是好的。

  2

  华国锋很赞赏胡耀邦办的《理论动态》

  经华国锋批准,胡耀邦召开中央党校整风会议,解决“文革”遗留问题。中央党校是10年“文革”的重灾区。胡耀邦到党校,面临的是一个烂摊子,当时,连校舍都被别的单位占用着。

  华国锋要求,中央党校在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以后尽快复校开学。胡耀邦千方百计地努力,停办了10多年的中央党校,终于在9月下旬开学上课。

  华国锋对胡耀邦的工作也放手支持,及时批复胡耀邦的请示报告。胡耀邦报送的中央党校教学计划,华国锋说,中央不讨论了,就照这个计划执行。这是对胡耀邦的充分信任。

  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复校过程中,创办了内部刊物《理论动态》。每期都送华国锋等中央领导同志。华国锋很重视这个刊物,给予肯定和表扬。开始一段时间,胡耀邦很赞赏华国锋的一些思想观点,曾要我们进行宣传、阐释。

  1978年12月17日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胡耀邦对我们提出:要积累华主席讲话的东西。《动态》上要适当引一点,不用粗体字,用他的思想。对领袖我主张引他的思想、方针政策,加副词的办法我一般不主张,歌颂的词可以不要。这对改进文风有好处。

  胡耀邦还提醒《人民日报》,要重视宣传华国锋的思想观点。他在1977年11月14日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说:昨天,我同《人民日报》副总编讲,华主席、叶副主席讲了那么多,你们不写社论!

  3

  耀邦,你看能不能把步子放大一些

  胡耀邦对我们讲,华国锋同他有两次长谈。第一次是1977年12月。在12月17日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胡耀邦简要地讲了这次谈话的情况。主要内容是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情况,时间长达几个小时,一定讲得很详细,但胡耀邦只是简略地同我们讲了一下。

  华国锋同胡耀邦的第二次长谈是1978年7月。1978年7月6日下午,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第一教室召开会议,传达了华同他的谈话:

  前天下午和晚上,在华主席那里谈了九个多小时,从下午三点钟,一直到凌晨一点多,一分钟也没有休息,一面吃饭一面谈。

  华主席最主要的是想两件大事。第一件,能不能把步子放大一点。他反复问:耀邦,你看能不能把步子放大一些,使我们国家迅速地富强,用他的话是兴旺发达。他说,我看这是全国人民的要求。

  他想的第二件事,就是安定团结。我说,华主席,现在有两句民谣:要吃粮,问紫阳;要吃米,问万里。依靠政策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好些省抓了这个。华主席说,实现现代化,我们要不要二十三年,我看可以提前。

  他讲了日本。1965年,二千多万吨钢,1975年就一亿吨钢,十年。西德,二次大战以后,西德的破坏惨得很,700万人死亡,上千万人重伤,家家户户有死的人。西德的翻身是五十年代之后,也只十几年。

  瑞典人同他谈,多少年前技术也是落后的,除了太阳是自己的以外,其他先进技术都是进口的,现在收入很高。资本主义比较老大、技术比较落后的是英国,保守,房子坏了还是照老样子修,建筑没有什么大的现代化的东西。我看我们能加快速度的潜力很大。

  4

  要号召高级干部学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

  谈到管理人才问题。华主席谈得非常多。耀邦啊!我们确实不适应,领导不适应,工程技术人员不适应,大学生不适应,我们的工人也不适应。华主席说,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

  准备以中共中央名义发文通知,改变工资制度,不然误国误民。有错误的传说,按劳分配问题上,中央有不同看法,没有。

  教育这个问题上,小平同志有很大魄力,留学生今年出国一千,明年出国三千。小平同志特别讲,审查不要那么严,跑掉几个不要紧。今天我对组织部的人讲,跑人,最早是政治局委员,张国焘,总政委,多少机密啊!怕什么啊!过去审查留学生一年多,结果一些人还是不合格。还有,高级干部怎么办?保守无知,强不知以为知,当官不当家。

  最后,华主席提了两条:一条出国考察。第二,要号召高级干部学一点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规律。要坚决落实政策。五大政策: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统战政策、民族政策、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政策。

  现在提出这个问题,不下乡行不行?我说凡是能不下的尽可能不下了。同工农兵结合先同工人结合。现在的上海、天津、北京,到1985年还要下乡1800万。现在下面的800万,每年花10亿,下面还要花10亿,一年20亿。

  为什么不把这些钱在城市搞建筑和其他事业。快速铁路、快速公路,什么时候搞,在哪里搞?东北、京津、长江三角洲,都可以搞。

  5

  华国锋对胡耀邦是很信任、很器重的

  民族问题之多,边疆问题之多,冤案之多!组织部门先走了一步,公安机关有的地方管不了……现在脱产干部1670万,可能有200万要复查。前天华主席还讲,有些大的历史案件,组织部研究一下,提出意见,中央小范围讨论一下。有的大队,地富反坏到了30%-40%,叫人痛心。

  华主席说,你对干部稳妥,我是赞成的,放心的。现在,29个省市,中央77个部门,106个一把手,加上二把手212位,加三把手318位。106个人许多是新安排的,换的也不少了。换一个人,国内就有一个波动,国外就造谣。现在,106个大部分很能干,很优秀,老当益壮。

  是不是也有少数同志群众有意见,有的,我同华主席讲了。华主席感到非常为难。只有不得已的时候才调换一下。每个同志都要爱护团结的旗帜,又要用妥善的办法消除不利团结的因素。

  华主席这两条,一条是大干快上,一条是安定团结。

  半年中,华国锋两次与胡耀邦长谈,就治国治党大计同他商讨,征询他的意见。这充分表明,华国锋对胡耀邦是很信任、很器重的。

  6

  胡耀邦旗帜鲜明地

  批评“新老个人迷信”

  1978年12月,中央党校二部组织学员到北京市郊红星养猪场参观机械化养猪。大家看到,华国锋去视察时用过的热水瓶、茶杯等物品,被放在特制的玻璃橱柜中,当作圣物一样让人参观。学员王立本回校后,就给华国锋写信批评这种做法。

  这封信是1978年12月29日写的。1979年1月16日,华国锋给王立本写信答复,表示接受他的建议。信的全文如下:

  王立本同志:

  你的来信收到了,你提的意见很好,我已托北京市委的同志对红星养猪实验场的同志作了思想工作,将陈列的物品撤去,今后遇有类似情况都照此办理,以继承发扬我党的优良传统。   

  致    

  敬礼   

  华国锋  1月16日

  1月17日,这封信送到了胡耀邦那里。1月18日,正是中央党校举行一、二部第二期学员结业会,胡耀邦向大家宣读了王立本给华国锋的信和华给王的复信,说:

  我们结合这件事认真考虑一下,我们党里还有哪些封建做法、封建办法需要改过来?改正这些东西,我的意见宜早不宜迟。他还提出,这封信的事,可以当作故事、消息带回去,加以宣传,加以实行。

  胡耀邦在这次讲话中,虽没有正面批评华国锋,但也没有一句赞扬华的话。中央党校这一次反对新的个人迷信,影响很大。

  7

  华国锋、汪东兴对待“两个凡是”的差别

  华国锋第二次找胡耀邦长谈,是在1978年的7月4日,这正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打开局面的关键时刻。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第二篇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在6月24日发表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的。

  大家知道,“两个凡是”正是华国锋的基本思想和思维方式。而具体指导撰写“两个凡是”社论、将“两个凡是”作规范表述的人,则是汪东兴。坚持“两个凡是”,是华国锋和汪东兴的共同主张。但华与汪在对待“两个凡是”上,又有差别。

  多年来,特别是在10年“文革”中,汪东兴是“两个凡是”的坚决执行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刚发表,汪东兴又是找人谈话,又是召开会议,批评《实》文,指责“特约评论员”,在会上点胡耀邦的名,发出“下不为例”的禁令,强行删掉胡耀邦在信访工作讲话中关于“两个不管”的话,真是咄咄逼人。

  华国锋的思想体系和基本政治态度,是“两个凡是”。但他来北京在中央工作,时间不长,又主要抓经济工作,同“文革”中的许多政治性事件没有直接的关系或参与不深,在这一点上,他同汪东兴有很大的差别。

  华国锋任党中央主席后,在处理实际问题上还是比较务实的,并不是刻板地按照“两个凡是”办。不仅如此,华国锋主观上还是努力跟上历史脚步,有所前进。他赞赏《理论动态》文章中“新时期、新形势、新课题”的提法,提出要“重新学习,从头学习”。

  华主张搞引进,主张领导人出国考察,特别是他提出大干快上,尽快把经济搞上去,实际上已放弃了“文革”时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那一套。

  另一方面,华为人比较谦虚,能听进不同意见,认识到自己的不对时,能作自我批评,不是固执地坚持“两个凡是”。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表现很能说明这一点。

  8

  胡耀邦和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的角度

  胡耀邦在中组部大力平反冤假错案,是直接触犯“两个凡是”的,但华国锋未加阻挠(这同汪东兴大不一样)。胡耀邦在党校的讲话中两次讲到,华国锋认为胡耀邦在组织部的工作是稳妥的,对他在组织部主持工作是放心的。

  但从思想体系上看,华国锋很难跳出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框框,这是他的历史局限。从胡耀邦来说,他尖锐、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那么,他是从什么角度加以反对的呢?

  在实践上,胡耀邦坚定地平反冤假错案,从实际出发,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从思想理论的角度看,胡耀邦着重从思想方法上批评“两个凡是”,而不是着眼于反对某些人,所以他反对用“凡是派”这样的提法。

  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特别敏感,他最早表示了反对的态度。由于自己特殊的处境,邓小平除了从理论上从政治上深刻批判“两个凡是”,还很自然地将“两个凡是”同个人的复出相联系。

  他在1978年5月同汪东兴、李鑫谈话时说:“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

  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同来访的金日成谈话时再提此事,他说:“我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9个月,即1977年7月才出来工作的,到那时我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

  一个“才出来”,一个“才能参加”,锋芒直指“两个凡是”及其代表人物。

  9

  胡耀邦对华国锋的“五个承认”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胡耀邦恰恰是在尖锐批评“两个凡是”的那一次谈话(1978年8月18日)中讲到: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

  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华主张推进这个讨论。

  可见,胡耀邦的谈话不是针对华国锋。再加上他们过去的合作共事关系,胡与华之间没有恩怨。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过程中,两人还保持了较好的关系。

  在1980年11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集中批评了华国锋,胡耀邦作了长篇发言。即使在这样的场合,胡耀邦对华国锋也是采取力求客观的态度。

  1981年9月29日,胡耀邦对我们理论动态组同志谈话时说:对华的错误,第一,讲过了头不好;第二,讲枝枝节节的事情不好。讲得公公道道是得人心的。我在政治局的讲话中,有五个承认,承认他是老干部,承认他有贡献,承认能力是相对的,承认大家都可能有错误,承认他“文化大革命”不是造反派。胡耀邦说,没有这五条,我们站不住脚。

  胡耀邦的这“五个承认”,是有针对性的,讲这五条,是需要一点勇气的。胡耀邦的这个发言,在当时那种氛围中,比较起来还是公道温和的。

据《同舟共进》

(责任编辑: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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