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不但是晚清时期的军政要员，而且算得上“文化名宿”。他晚年任职直隶总督，尽管为时还不到两年（1869年春正式上任，次年秋去此职事），但此间其人作为畿辅要区的主官，对“文教”之事密切关注，力求兴利除弊。而在这中间，他对“燕赵之风”的评说和改良用心，自然关乎我们今天所谓“燕赵文化”的范畴。
“经师、人师名实相符”
在曾国藩看来，“士风”对于一方风气来说至关重要。他任直隶总督伊始，就很关注书院情况。特别是坐落于省城保定的莲池书院，属该省书院中的最高级别者，具有“龙头”地位，自是他最为看重也最方便督查的院所。而当时该书院办得并不理想，甚至发生过学子哄闹考场、哗散罢课的事件。
曾国藩实地视学，与师生“零距离”接触，努力解决实际问题，包括调换山长之事。原任山长为顺天大兴人李嘉瑞，进士出身的他曾做到安徽巡抚，因抵御太平军不力而被罢职，以后便以从教为职事。虽说他在莲池做事也算认真，但教务上不免有拘执、陈旧之弊，使得学生不满。发生哗闹事件之后，曾国藩则亲自物色新山长人选。鉴于“莲池书院为通省士子聚会之所”，他要求此“山长一席，必经淹贯经史，兼攻时文、诗、赋”，“勤于接纳，善于讲解”，最好做到“经师、人师名实相符”。
几经周折，莲池书院新山长最后选定的是曾国藩的进士同年、直隶新城（今属高碑店市）人王振纲，即后来的文化名人王树枏的祖父。此人中进士后没有入仕（这在当年是不多见的），在家侍奉双亲，自治学事，兼授弟子，成为一时佳话。他出任山长后，莲池书院的学风士习当有所改善。不过，该书院真正发生巨变，还是后来由张裕钊和吴汝纶相继任山长期间，尽管当时已是李鸿章主政直隶之时，但张、吴二人都在曾国藩的“四大弟子”之列，是当时桐城文派的中坚，自然与曾氏有着密切的渊源联系。
而曾国藩在直隶时，就着力通过改善书院教育，一矫他心目中直隶近年“学风朴陋”之弊，进而带动一省风气的改良。他除了整饬书院外，还有在莲池设“礼贤馆”的举措，即“令各州县遴选才德之士，举报送省，于书院外另辟一区以相接待”，目的在于“稍鬯宏奖之风”。尽管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效果，但可见曾国藩借以激励和搜罗人才、改良风习的用意，与对书院的整饬相辅相成。
“多刚而不摇，质而好义”
更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在督学聚才的过程中，有《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之文的出台。这可视为他在直隶文教方面的一篇纲领性文献，其主旨在于分析燕赵文化传统的特点，教以现实的为学途径和方针，以士风来影响人才和社会风气的转移。
此文开篇即强调，“前史称燕赵慷慨悲歌，敢于急人之难，盖有豪侠之风”，且此风影响深远，并举出“直隶先正，若杨忠愍、赵忠毅、鹿忠节、孙征君诸贤”的例子。这四人分别是指容城人杨继盛、高邑人赵南星、定兴人鹿善继和容城人孙奇逢。其中前三者都是明末人，或是因刚正持节为奸佞陷害致死，或是为抗清殉难，都被当朝赐谥褒扬忠节；后一人在世之年赶上了清初，平生虽屡被荐举做官，但均辞而不就（故有“征君”之称），晚年徙居河南辉县夏峰村聚徒讲学，声名大震，世人因以“夏峰先生”称之。曾国藩认为，直隶的这几位“先正”，尽管后来的经历和结局不同，但“起初皆于豪侠为近”，隐意是都受燕赵传统文化风习的塑造。他进而阐说，即使从直隶的“今日士林”来看，也“多刚而不摇，质而好义”，犹有豪侠遗风之人。
那么，燕赵之人的这种“豪侠之质”，与“圣人之道”的关系如何？《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文中解释说，像侠者“薄视财力”、“忘己济物”、“轻死重气”等等，都“不悖于圣贤之道”，所以“直隶之士，其为学当较易于他省”。既然如此，那么士子们该从何致力呢？文中列出了“义理”、“考据”、“辞章”、“经济”等四个为学方面。这实际是曾国藩早就形成的一个学术系统，是从桐城文派的“正宗”前辈桐城人姚鼐那里，借鉴取法了所言四项中的前三项，而与之并列又加上“经济”一项。
这里所谓“经济”，显然不是我们今天的义项，而是“经国济民”的意思，由此可以凸显出曾国藩的“经世”思想和学术特征。当然，他所特别着重的还是“义理”，说是如果通了义理之学，“经济”也就包括在其中了。故而，他特别告诫直隶士子们：“以义理之学为先，以立志为本，取乡先达杨、赵、鹿、孙诸君子者为之表。”也就是说，到头来还是要以他举出的这几个“直隶先正”为士子们的榜样，认为直隶的士风，“诚得有志者导夫先路，不过数年，必有体用兼备之才，彬蔚而四出，泉涌而云兴”。可见，曾国藩是以正面引导为主来激励人才，培育良风。
“基质”和“底色”不会消失
至1870年夏天津教案发生之后，曾国藩则有《谕天津士民》文告的发布，其中言及“任侠之徒”、“好义之风”、“刚劲之气”，若“善用之，则足备干城；误用之，则适滋事变”。显然，是鉴于他所认为的天津民众“鲁莽”而致教案的情况，有感而发。这是一场震惊中外的大教案。曾国藩受命到津处理案事，自知棘手万分，甚至连弄不好搭上老命的忧虑都有，故写下遗嘱。尽管事实上未到如此地步，但也被搞得焦头烂额（他奉卸任直隶总督而他调之命，即在此案尚未完结之际）。基于案事中津民一方的情形，他对所谓燕赵“慷慨悲歌”、“好气任侠”传统风习的感触，用今天的话语来说，是觉得其实际上有着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因素，需要引导趋利避害，强化培育其中的良性成分。即使曾国藩的看法不无偏见因素，也不应排除确有值得令人深思的蕴涵。
曾国藩督直之时的这类事儿，距今不过140来年，而“燕赵文化”则可谓源远流长。诚然，随着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当今时代“地球村”都愈趋变“小”，重洋之隔的国家越来越成为“近邻”，传统意义上的“地域文化”界线，似乎更不免愈趋漫漶，但其有些“基质”和“底色”的东西，并不会消弭殆尽。譬如民风，中国北地莽原所具粗犷豪放与南方水乡细腻婉约的相对差异，不还是明显存在吗？这自然难以笼统地遽分优劣高下，但若活化到具体社会生活中，人们能注意历史资鉴，自觉在与时俱进中扬长避短、兴利除弊，应该说不失为一种智慧之道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