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先生要打人，是有记录的，并非捏造。

　　蒋梦麟先生在《西潮》里面写到——

　　“你们这班懦夫！”他很气愤地喊道，袖子高高地卷到肘子以上，两只拳头不断在空中摇晃。“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

　　要不是蒋先生明确写了，实不敢相信这是温文尔雅的蔡先生干出来的事情。

　　看，蔡先生就是蔡先生，要打架都说“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多文雅啊。

　　这是1922年的事情，蔡元培先生已经五十四岁了，干吗要跟学生拼老命呢？

　　竟然是为了收讲义费。

　　上学收书本费，或者教材费，这天经地义的事情，蔡先生至于如此愤怒吗？

　　把老实人逼到这份儿上，说起来是北大的学生太过分了。原来，五四运动之后，挟爱国胜利之余威，北大的学生组织力量十分强大，因此学生的许多事情学校不能干涉。这本来是学生自治的一大成就，使北大思想越发活跃。然而，物极必反，既然无人管束，学生中毛猴子倾向的家伙也逐渐翘起了尾巴。于是，人们形容当时的北大——“你爱上课，可以，你不爱上课，也可以，你爱上你爱上的课而不上你不爱上的课，更是天经地义的可以！总之，一切随意”。

　　蔡先生自由办校，不在乎，反正先生都是好的，你来听几节课，就会有收获。

　　然而到了后来，学生们越发放肆起来，宿舍是自行分配，甚至可以住家里亲眷，学校也不能过问。

　　这就有点儿说不过去了。

　　再后来，学生代替学校决定聘任或者解聘教员。

　　如果某位教员主张考试严格，学生马上罢课教训之。

　　这学校恐怕搁谁都有点儿要办不下去了。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讲义费风波。

　　所谓讲义费风波，是指1922年10月北大学生拒绝缴纳讲义费引发的风波。按说，学校这费用收得毫无问题。印讲义的钱不是白来的，收学生的也只是工本费，而且你有本事可以不要嘛——比如汪曾祺那样的老师说不考试也可以的。但是大多数学生认为，应该是既不交钱，还要给讲义。

　　这就不像话了，蔡先生自然不同意。

　　而学生就此闹起事来，对代总务长沈士远进行围攻，学校里到处贴满谩骂沈士远的条子，更有人高呼:“打倒沈士远！”沈士远吓跑了，学生们接着去校长室，蔡元培苦口婆心讲了一天，总算让学生们暂时回去了。第二天来校长室一看外面，好嘛，来了好几百号人，领头的是山东好汉冯省三，大喊——“我们打进(校长室)去，把他们围起来，把这事解决了！”“到会计科把讲义券烧了！”

　　群情激奋，喊声如雷，危机一触即发。

　　别以为北大学生是文的，其实北大学生动起手来比谁都不弱，当年建有北大学生军，总教官是白雄远，孙中山到北京的时候，就是北大学生军担任警卫。人称“戎装整齐，军旗招展，帽徽上镶‘北大’二字，阵营煞是威风”。中山先生曾对汪精卫说:“想不到蔡元培人在海外，却留下了一支威武之师啊！”

　　问题是现在学生可不是在打军阀或者打帝国主义，而是打校长来了啊！这个威力也很可怕。

　　蔡先生终于被激怒了——为了从北洋军阀政府那里争取办学经费，北大的教授们已经奔波得筋疲力尽了。

　　于是，蔡先生干脆走出了校长室，对学生们喊出了“决斗”。

　　学生们对蔡校长还是又敬又怕的，看到挽起袖子冲出来的蔡先生大吃一惊，纷纷作鸟兽散。

　　蔡元培对这场风潮深感恼火和痛心，他当天就写下辞呈离开北大，总务长蒋梦麟，代总务长沈士远，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出版部主任李辛白，数学系主任冯祖荀(萨爹的师祖，有骨气)分别刊登启事，宣布“随同蔡校长辞职，即日离校”；北大全体职员也发布《暂时停止职务宣言》，《北京大学日刊》也于当日宣告“自明日起停止出版”。大家都与蔡校长共进退。

　　你们罢课？我们还罢工呢！

　　最终，通过胡适做工作，学生们认错了，派了代表去请蔡先生。蔡先生消了气，终于回校继续任事。

　　只有冯省三被开除。他想回来当旁听生，找胡适，胡适说我劝你好汉做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