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凯峰

    

 

 

 

    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30周年，他离开我们也已经75年。半个世纪来，人们一代又一代耕耘在鲁迅这块园地中，人们研究鲁迅的思想、精神、文化、哲学、道德;研究鲁迅的人格、意识、深层心理；研究鲁迅的思维、情感、心境；人们研究其中的意蕴、意义；研究文本的结构、叙述、手法和语言；研究文本背后的创作心理；人们研究鲁迅的书信、日记及其蕴含的种种思想、文化、心理的意义与价值；人们考证鲁迅的佚文，鲁迅文集的注释，鲁迅的笔名，鲁迅的故家，人们研究鲁迅和他的文本的各方面和一切的一切……

 

    回忆鲁迅生平事迹，发掘身前行止故实，撰写鲁迅一本又一本的传记、评传……整理、编辑、出版、注释、钩沉、辨伪、辑佚，正误鲁迅身前的各种文字……

 

    时至今日，作为“鲁学”的鲁迅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不仅研究资料汗牛充栋、数千部研究专著赫然在列，研究队伍阵容鼎盛、才俊辈出。然而一代代学者对鲁迅的阐释越来越深入，越来多多样化，鲁迅的形象却越来越色彩斑斓，越来越模糊不清。一个尴尬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鲁迅究竟是谁？

 

    早在鲁迅生前，五四时期，对他的研究和评价就开始了，并且是众说纷纭。20年代新文化阵营分化(五四退潮)时期，鲁迅被《民报》、《狂飙》等报刊媒体称为“思想界之权威者”、“思想界先驱者”、“青年叛徒领导者”。瞿秋白评价鲁迅是党的“同路人”、“以至于战士”。20年代末期太阳社、创造社作家却又攻讦鲁迅是“封建贰臣”、“二重反革命”、“惟我是无产阶级”的左派幼稚病，苏雪林骂鲁迅“睚眦必报”，“含血喷人”，说鲁迅“好诌成癖”、“劣迹多端”，污蔑鲁迅表面上“充分平民化”，其实“腰缠万贯”，家私累累。

 

    鲁迅逝世后的抗战前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评价他“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这“三个家”和“七个最”在之后40多年的时间里成为不可逾越的经典“定论”。从延安时期到上世纪80年代，鲁迅研究者只能从鲁迅的生平和著作中去寻找证据证明毛泽东的结论，大中小学语文课本对鲁迅文章的选用和诠释也以政治化为取向。结果就是，鲁迅的文学是“革命的文学”，鲁迅的思想是“革命的思想”，鲁迅的革命是无产阶级战士的“革命”，学习鲁迅就是学习他坚决、彻底、韧性的战斗精神(痛打落水狗精神)，不学习鲁迅就是反革命。
 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环境的逐步宽松，在反思文革劫难时，有人又解读出了一个“恶魔鲁迅”，把文革发生的原因归罪于鲁迅，好像早已逝世的鲁迅要为身后三十年发生的文革负责一样。人们热衷于谈论他与几个女人的暧昧关系，肆意放大他刻薄、阴暗、偏狭、多疑的一面，仿佛只有如此方能驱散鲁迅投射在他们心中的浓重的阴影，只有如此方能释放他们长期郁积的焦虑之感。严家其说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但却不是伟人，因为鲁迅性格中有“狭窄”的一面;李准说鲁迅是“庸俗社会学”；王蒙说鲁迅“褊狭”不“宽容”，王朔说鲁迅算不上文豪，也不是思想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种西方话语蜂拥入中国，各路学者跃跃欲试，企图用时髦的西方话语来解读鲁迅，一时间，后现代主义、存在主义、后殖民主义、自由主义、新左派、无政府主义、超现实主义、荒诞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等各种“徽号”都企图来“装扮”鲁迅。于是，鲁迅一个脑袋戴了无数顶帽子。

 

    一万个人可能就有一万个鲁迅。不同的人对鲁迅的理解很可能千差万别。不同的人阐释鲁迅其实是在阐释他自己，阐释他对鲁迅的理解。但究竟谁阐释的才是真正的鲁迅？没人敢打保票。

 

    苏珊·桑塔格说：“在某些文化语境中，阐释是一种解放的行为，是改写和重估死去的过去的一种手段，在另一些文化语境中，它是反动的、荒唐的、懦怯的和僵化的。”她说现代风格的阐释“是在挖掘，而一旦挖掘，就是在破坏。”我们对鲁迅的阐释也是这样。任何一次索引式的解读都可能是对鲁迅的强奸，任何一种“主义”的限定都是对鲁迅的抹杀和扭曲。

 

    鲁迅自己是反对阐释的。在他的诗剧《过客》中，荒野老翁问过客“你是怎么称呼的”、“你是从哪里来的呢”、“你到哪里去么”，过客给出三个“我不知道”，表达了拒绝阐释自己的态度。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中，鲁迅说“譬如一个烈士的追悼会开过之后，烈士的事情早已不提了，大家倒传诵着谁的挽联做得好，这实在是一件很稳当的买卖。”他说得显然是人死之后其思想和行为可能被任意阐释的悲剧。在去世前四十四天写的文章《死》里鲁迅公开了自己的七条遗嘱，其中有三条告诉人们对他死后的处置方法：“二，赶紧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这份遗嘱应该包含了鲁迅对自己死后被任意阐释的担忧。遗憾的是，就在他的追悼会上，一幅绣有“民族魂”三个大字的旗子已经被覆盖在他的灵枢上。在去世以后的七十多年里，鲁迅备受哀荣或者攻击，饱尝被神圣化或被贬损的“阐释灾难”。

 

    许广平先生说：“我们要看见活的先生吗？请从他的著作中体认，去实行罢。”王富仁先生呼吁“回到鲁迅那里去！”一个文人，其整个生命历程的价值体现，恐怕都在著作。要洗清一个真实的，原生态的鲁迅，恐怕只有回归其文本才有可能。就如同哲学界回到“回到柏拉图”、“回到康德”、“回到马克思”一样。

 

    但是回归什么样的文本呢？这就说到我们今天要谈的《鲁迅全集》出版的问题。

我们说回归文本是希望避免阐释对作家的扭曲，但是我们编辑出版一套作家全集本身又何尝不是一种阐释呢？我们对作家作品的选择、辑录、编排、校勘、补正、删改、注释，实际上成了一种在鲁迅的文本基础上的新的文本，而非鲁迅的文本。尤其是注释。如果注释所引用的材料是与鲁迅思想相矛盾的，或是超出鲁迅阅读范围的，那么这个注释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失败的，甚至会给读者造成负面影响这样的注释不是接近了鲁迅，而是偏离、曲解了鲁迅。

 

    解放以后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第一部附有注释的十卷本《鲁迅全集》出版于1958年，专收鲁迅的创作、评论和文学史著作以及部分书信。翻译作品和古籍辑校则另行整理与编辑。未收1912年至1936年间的鲁迅日记，而且由于反右斗争，大量的鲁迅书信被人为砍掉不收。后来人们终于发现，这些被淘汰砍去的数百封信件，其中有许多是涉及文坛论争重要史实，包括有关30年代文艺界两个口号论争，以及批评周扬等人宗派主义、关门主义错误的信函。受当时国内外政治大气候影响，连鲁迅的个别文章也遭到被删改的厄运。

 

    1981年为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十六卷本的《鲁迅全集》。它比之前的版本多收录了1912—1936年（1922年缺）的日记，和到1958年止搜集的全部书信，但未收辑录、校勘的古籍和译文。这个版本还收集了前所未有的三种新书，即新编《集外集拾遗补编》、《古籍序跋集》、和《译文序跋集》。专家学者们在这个版本中作了高达23400多条，总字数约240多万的注释，涉及鲁迅著作的写作背景、古今中外人物、历史事件和文学社团、艺术流派、书籍报刊乃至典故名物、方言土语、引文出处等等。1958年版注释中的一些“大批判”语言得到相当程度的技术处理。但是因为受时代政治气候与学术氛围的制约，注释者思想水平和思维惯性的限囿，史料披露与发现的滞后，从内容到文字，关于历史人物、重要事件、国内外的文学社团流派，乃至一些古代经典思想观念与用语，都留下了很浓重的非科学化及“左”的或简单化的痕迹，带有很明显的以主观政治评价代替客观学术叙述的色彩。

 

    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修订的《鲁迅全集》十八卷本出版了，收入了新发现的鲁迅佚文24篇，新发现的鲁迅佚信18封，以及鲁迅致许广平的《两地书》原信68封和鲁迅《答增田涉问信件集录》(含日文原稿和中译文)，共计约10万字，不过仍旧不收译文。2005年版校勘改动达1000多处，新增注释1000余条。其中，包括知识性注释、人物注释、资料文献性注释，以及出自古代典籍中的文字、典故注释等。对于难度较大的鲁迅写作时的一些相关文章资料的查考，这次修订也尽可能做了补注。对原注中带有评价说明性内容，带有政治性和批判色彩的注释，此次都酌情地加以修改和删节。

 

    我们不能不承认建国以来的这三个版本的《鲁迅全集》所具有的学术成就。每一次修订都体现了鲁迅研究取得的重大进展。几代专家学者为此付出了无数心血，表现出了精益求精的学术责任心。每一个版本都较之前收文更多，校勘更精，注释更详尽，更客观。但在掌声之中，仍然有很多响亮的质疑声。《鲁迅全集》的注释涉及众多的史实，在注释中完全做到客观、准确是一件不大可能的事情，这似乎是一条无限接近但永远不可能到达的回归之路。为什么？因为这种出版《鲁迅全集》的方式就是努力地阐释鲁迅的方式。

 

    能不能不阐释？如果我们的鲁迅研究不可能做到拒绝阐释，那么我们能不能至少出版一种尽可能不阐释，尽可能不作扰动的《鲁迅全集》？著名编辑出版家、1981年版《鲁迅全集》编辑领导小组成员王仰晨先生就曾经说今后“排印一套不带注释的，校勘精细，永远稳定的《鲁迅全集》，也许不是没有意义的。”他表达的也许就是这个愿望。

 

    今天我们开研讨会讨论的这个《鲁迅大全集》第一个特点就是全，编入了能够收集到的鲁迅全部著作、译文、古籍整理、绘画、书法、画册编纂等作品。除此之外，还增加了两类文字：一是过去《鲁迅全集》未收入的部分演讲记录稿；二是同代人回忆文章中的鲁迅语录片断。因为全，不经过有意识、有策略的选辑、取舍，这就有利于完整地呈现鲁迅的面貌。二是编年体。把鲁迅写作的小说、诗歌、杂文、散文、日记、书信等一切文字都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编辑过程对文本的阐释。这种做法可能比按照鲁迅自编的单行本体例进行编排更为原生态。因为即使是鲁迅自己编排的单行本也难免会有所修饰。三是简化注释，不搞索隐。这也许才是跳出以往格局，拒绝阐释的关键。读者面对的将仅仅是单纯的鲁迅，可以在没有噪音的环境下与鲁迅对话。

 

    这样说来，我们的这部《鲁迅大全集》也算是一种走出阐释陷阱的尝试，它的意义可能就在于“不作为”。“不作为”是因为我们过去对鲁迅做的太多了，今天我们要回归文本，回归作为写作者的鲁迅，我们立起来的是一个没有经过美化、玷污和扭曲的鲁迅。这样“不作为”行不行？还要看这部《鲁迅大全集》出版之后读者的反应。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