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一个作家须有这样的本领，他可以从笔下人物灵魂的的“白”底下鞭挞出“黑”来，更能从人物灵魂的“黑”底下鞭挞出“白”来。英国文学理论家、《小说面面观》作者福斯特也有“圆形性格”说，所指也是此理。法国作家莫伯桑笔下的羊脂球，中国现代作家曹禺笔下的陈白露，还有沈从文笔下的卖淫妇……都曾出现过一些污秽与圣洁同在、卑贱与高尚并举的妓女形象。《花帜》与上述作家作品的在此方面可谓是“异质同构”。在刻画人性的矛盾和典型性格上，在扬弃了表层意义上的价值判断上，令自己笔下人物在一个看似污浊的基点上不断升华，渐入佳境，沿用传统小说欲扬先抑的技巧，并且有着独到而精彩的发挥与独创。人性是一个复杂的内宇宙系统，它的内涵决非单一，不会是泾渭分明的，往往呈现出某种矛盾对立的态势，但又不是杂然无序的非理性流动，它应该有一条可以分析、有着主导倾向的“杂然纷呈”格局，“好人”是这样，“坏人”也不例外。此理大家似都明白，但真正落到纸上，却是可以分出高低文野来的。

    《花帜》透过杜晚晴这个都市风尘女子将矛盾纠结的人性刻画得如此深刻，将美与丑的生死较量及美的毁灭之悲剧书写得如此震撼，所以，我以为，《花帜》是一部可以且值得多次品读的佳作。作者梁凤仪其实是在“用小人物说大历史”。《花帜》的女主人公杜晚晴原本就是一个周旋于上层社会的妓女，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物”。 在作者看来，凭吊历史是没有多大的意义的，只有将历史作为“现实”来看，作品才会有力量。真正的历史在民间，编织历史的大都是小人物。因为只有从他（她）们身上，才能体现最日常的生活图景，最真实的人性内涵。历史是由无数的“小人物”和日常生活画面连缀而成的。《花帜》的主题其实是一个“小中见大”的世界性话题，关系到人性的丰富与多样。面对人类文化正在逐渐消失的传统文明，用“悲凉”二字形容“此在”的矛盾心态是剀切的。真正的文明是没有新旧之别的，加快了物质生活进程，不意味着精神文明也随之日新月异。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在人性的问题上，其呈现形式往往是惊人的相似。因此，《自然与权利》一书中印第安酋长的那句名言依然发人深省：“我们赖以为生的肉食动物都用四条腿奔跑，而追赶四条腿的我们却只有两条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