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的观念与左翼上层相当一致。不过身为总统，他总是要受到各种力量的左右，尤其是当这些力量代表了大量选票的时候。这样，他的政策也就难免左右摇摆。
5月份中美即将在华盛顿重启北京奥运会后首届人权对话，并将在月底于北京召开第二届战略与经济对话，在此气氛下，关于两国关系雨过天晴的专家分析又开始占据媒体版面。
中美高层接触是否真能解决问题，还是如奥巴马2009年11月那次了无成果的访华之旅一样，只是让人们空欢喜一场?不久前，中美在核安全峰会上就制裁伊朗问题达成的共识似乎印证了前一种可能，但美国财政部推迟公布关于中国操纵汇率的报告，仍然留下很大的悬念。从一年多来美国对外政策的演变来看，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摇摆”似乎还会持续下去。
为了国际宣传
奥巴马2009年1月上台的时候，发誓要改变美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他进入白宫后签署的第一个法令，便是在一年之内关闭关塔纳摩美军基地中的战俘营。然而一年多过去了，这个战俘营仍然关着将近200人。奥巴马在2009年底签署了命令，要将伊利诺伊州的一所监狱改造后用来关押恐怖分子，但谁也不能保证这所新监狱不会出现与关塔纳摩相同的问题。
这个典型事件能够为奥巴马的对外政策作一个很好的注脚。该政策的特点是对宣传比对实际效果更加重视，在启动时充满意识形态甚至浪漫的色彩，却缺乏对其可行性与后果的全面估计。最近一年多来美国对华政策中一些标志性事件，到处打上了这种政策取向的烙印。
担任国务卿头一个月，希拉里·克林顿就来到中国。临行前，她明确表示美中之间要开始新的关系，人权与西藏等问题将被置后考虑。新政府在各种场合一再指出，美中两国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冲突，今后的关系也以合作为主。由此，美国在伊朗与朝鲜的核武器、气候变化等方面与中国展开了调子非常友善的对话。10月，奥巴马甚至取消了与达赖喇嘛的会面。
这一系列姿态取得了不少宣传效果。然而，在实质性进展还未见分晓的时候，两国关系却又出现连串波折：2009年9月，在总统亲自过问下，白宫作出了向中国轮胎征收35％惩罚性关税的决定，11月又对中国的钢管作出了类似决定；在哥本哈根那次混乱而无成果的气候峰会之后，北京成了华盛顿指责的对象；再后来，就有对台军售、会见达赖、反网络审查等一系列举动。而在中方强烈反弹之后，奥巴马又赶紧在核峰会和汇率问题上伸来橄榄枝。
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摇摆，与其在整个国际政策上的摇摆是一致的。新政府刚上台时，似乎要在对外事务上反布什之道而行之，包括结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与伊朗和朝鲜这些宿敌对话、推进巴勒斯坦和平进程，等等。一年多之后，除了将美国传统的朋友以色列大大地得罪了一番之外，上述政策都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相反，在很多做法上，新政府在稍微做了点改变之后又沿袭了布什的政策，例如继续在伊拉克的战争以及向阿富汗增兵。另外，奥巴马自出机杼的“核新政”将伊朗和朝鲜单独列出来进行核威慑，以及他心血来潮的东欧反导部署调整将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作为美俄博弈新的磨心，这些都引起相关国家的反弹。
“反弹也总比没有弹性好”，奥巴马的幕僚会这样说。是的，他们已作出“改变”了，没有改变的是伊朗、朝鲜、俄罗斯等国的当局者一世人这样想，他们的宣传目的也就达到了。
意识形态拉扯
奥巴马政府的国际政策左右摇摆，有着内在的意识形态原因。建国200多年来，源于早年新教移民的“美国特殊论”及“美国至上观”一直是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基础，然而奥巴马和他的外交顾问们并不认同这种意识形态。从竞选时期开始，奥巴马就以“世界公民”自居。在不同的场合中，他都曾强调美国不过是世界上许多国家中的一个，和其它国家相比并没有特殊的地位。他认为，美国的政治社会制度不见得优于其它国家，在国际问题上，其它国家的意见必须得到同等的重视；对他领导的新政府而言，得到世界舆论的赞许与得到国内舆论的认同同样重要。这种具有“人类大同”色彩的思想倾向，为奥巴马在世界各地赢得了大量的掌声与喝彩声，但是在现实决策中，却面临一系列无法调和的难题。
就以奥巴马排斥的“世界警察”角色来说，国际政治的现实让美国无法仅仅充当一个普通国家。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负担着将近1／4的联合国日常费用(另外两个大财东是日本和德国，分别担负16.6％及8.5％，中国负担不到2.7％)以及联合国属下其它组织的大部分经费。总体来说，联合国大约一半的费用是由美国担负的。国际社会——包括许多严厉批评美国的国家——要求美国担负起维持世界和平的主要责任，很多地区性冲突如果没有美国的介入就无法平息。这种“世界警察”的角色，美国人即便想推也推不掉。
当警察往往吃力不讨好。联合国中的投票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大约3／4的投票结果与美国意见相左。经常投票反对美国的，包括很多大量接受美援的第三世界国家以及被华盛顿当作盟国的政府。例如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有75％至80％的几率去投美国的反对票。
就此，美国国内的不同阶层中出现了几类反弹，并牵扯到政府国际政策的变化。
左翼上层——主要是对舆论影响极大的知识界和主流媒体——认同国际上流行的对霸权主义的批评。他们主张美国必须放弃霸权地位，与其它国家平等共处。在国际争端出现时，他们往往更倾向于去理解甚至同情美国的对手。比如，现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苏姗·莱斯是一位非洲事务专家，她在野时对布什政府批评的激烈程度远远超过对非洲的专制国家。在9·11恐怖袭击之后，左翼知识分子中最极端的人甚至会说，美国遭袭是咎由自取。
左翼下层——以劳工组织为主要力量——的着眼点，在于如何通过贸易政策来保护本国的工作机会不外流。他们的说法经常被左翼上层指为目光短浅，但是凭借着大量的政治捐款与能影响数千万选票的力量，政府无法对其要求置之不理。
右翼上层——以曾经风行一时的新保守派为代表——坚持统的美国至上观，认为美国在推动世界自由和民主的发展上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的态度在军人以及受过比较好教育的郊区中产阶级里面有相当大的市场。
右翼下层——包括目前“新茶党”运动的大批参与者——中间有相当强烈的孤立主义倾向。他们觉得，美国地大物博，自成体系，没有必要过多参与世界事务，更不应该卷入遥远地区那些说不清的争端。他们主张，美国的力量要着重放在自卫上，充当超级大国只会引来更多的诸如恐怖主义之类的袭击。“退出联合国”是他们中间很受欢迎的口号。 ——奥巴马历史上一贯的言行以及长期在他身边的外交顾问的人选显示，他的观念与左翼上层相当一致。不过身为总统，他总是要受到各种力量的左右，尤其是当这些力量代表了大量选票的时候。这样。他的政策也就难免左右摇摆。
其实，大幅度的摇摆往往是左翼政府外交政策的特点。当年毛泽东与尼克松会见的时候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毛泽东：“我喜欢右派。人家说，你是右派，共和党是右倾。(英国)希思首相也是右倾。”
尼克松：“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看到，美国的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至少目前是如此。”
仔细分析过去100年来美国历届总统执政的历史，可以看到右翼政府在国内政策上容易向左转，而左翼政府在国际政策上却可能向右转。也就是说，右派上台往往会继承一些左派的社会福利政策(里根总统也许是唯一的例外)，而左派上台则可能接过一些右派强硬的国际政策。但是，这样的转向出于不得已的多，出于心甘情愿的少，因此出现不断的摇摆也是意料之中。
国内政治考量
外交从来都是国内政治的延续，这本是常识，可却偏偏是一些专事外交政策研究的学者的盲点。许多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国内政治的了解反而超过对美国国内政治的理解。这些常年在大学里做研究的学者对中国内部的各种问题与各个派别之间的争论都有一定的知识，对中国的情况也有很多实地考察，但是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实际运作、各个利益集团在政治中的地位与影响力缺乏具体的了解，因此他们的政策分析在明白人看来往往不着边际。
比如就美中之间的贸易争端，学者们会一再强调两国战略利益攸关，会批评那些要求限制进口中国商品或提高人民币汇率的人目光短浅；而后者——特别是劳工组织——却会毫不留情地嘲笑他们对民间疾苦一无所知。到了政府做决策的时候，学者们的意见固然会得到一些参考，可是那些能拿出数以亿计的竞选经费的组织所提的要求。却是政府优先考虑的对象。
再以气候变化的问题为例。奥巴马政府曾以控制碳排放作为改善美中关系的突破口，然而，面临严重的经济衰退，碳减排法案在美国会和民间受到强烈抵制，朝野都有强烈的呼声要求在碳排放法案中加入对中国、印度等排放大国的限制。一旦如此，将为中美关系再添堵。
人权问题上更是如此。除了很少几个认为美国的人权问题更严重的激进知识分子，中国在美国几乎没有同情者。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人权问题一旦被提出，就很难弱化的根本原因。
最后值得提及的是，华文传媒中频频出现的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往往对美中关系的前景相当乐观，给人一种他们代表了美国舆论与政策走向的印象。这里面有很大的误解。当中国的美国问题专家谈中美关系时，或多或少会带有官方色彩；而当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谈美中关系时，却绝大部分是个人观点，包括那些在政府中有顾问头衔的人。这些美国知识分子或许可以给政府提建议，但是除非有强大的利益集团做后盾，这些建议是不容易形成政策的。
(责任编辑：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