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家族是近代上海的第一豪门。《盛宣怀家族》(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书采用纪实文学的形式，在权威档案文献和口述资料的基础上，以文学的笔触对这一家族的史料和历史图片加以整合，艺术地再现一个海派大宅门的百年盛衰。作者宋路霞长期研究近代家族史，在该书中，她独辟蹊径，展示了一幅新颖别致、浓缩了的历史画卷。

上海滩最后的“小开”邵祖丞

前几年《收获》杂志刊出孙树棻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叫《豪门的衰败》，讲的是盛氏家族抗战胜利之后的衰败景象。文中说，他家与盛家是远亲，有一次他母亲叫他去给这个亲戚送点东西，他第一次踏进了盛公祠的大门。

盛公祠位于现在的北京西路万航渡路路口，在汉冶萍公司上海俱乐部旧址的旁边(现已拆，建了交通银行大楼)。孙先生走进去的时候，房子和大门都已非常破旧，墙头和屋瓦上长了挺高的草，大殿被木板分隔成若干间小房间，中间一条阴暗的走道，两边排列着小门。每个小门的门口都堆放着煤球、炉子、柴火筐和乱七八糟的东西，小门里面则挤满了盛家的穷亲戚。这些住户潦倒不堪的窘状，恰恰衬托了这组房子的破败，给人以落日黄昏般的无限惆怅……昔日的荣华富贵，对盛家大多数人来说，已是一个遥远的梦了。

笔者曾在胶州路的一个亭子间里，与盛四小姐的长房长孙邵祖丞先生(即邵洵美的大儿子)把茗相对。七十多岁的邵先生当年是个很“海派”的人物，曾与朋友合伙在淮海路陕西路路口，开办一家专售外国唱片的音乐商店，凡是西方的音乐、美术、文学、语言，他均能“一触即发”。平时西装革履，海外新潮无所不知，在时代中学教英语时全部用英语教课，是一个浑身上下都很挺括的小开。然而现在他的居室最多只有十平方米，退休之后靠为学生补习英语贴补家用，岁月已把这位盛、邵联姻的公子哥儿，塑造成一位“亭子间老伯伯”了。

讲到家族后来的灾难时，邵先生显得出奇的洒脱，他说:“六十年风水轮流转嘛，盛家和邵家的风水，大概已转到别人家去了。人家说‘富不过三代’，盛、邵两家到我这一代的上半期，已富了四代了，再往上一代也算是富有的，所以严格来说，我们已富了五代人了，大概应该吃点苦头了吧？人家说‘便宜不可以沾尽’，到了我们这一代，大概就该着把便宜还给人家了……”

以这样的态度来解释家族的变迁和盛衰，笔者还是第一次遇见。他在电话里为笔者指路的时候，语气也是一样的平静:“您到了胶州路从我们弄堂走进来，会遇到一个大铁门，那大铁门你不要进去，而要走那旁边的小弄堂，进来向左拐，然后再向右拐，然后再向右拐，一定要找到后门，反正您若找不到号码就问问人家……”

当我走上他那摇摇晃晃的、阴暗而逼仄的小木楼梯时，才明白他的处境，那是一个躲在闹市一隅的、几乎是个被遗忘了的角落。回想起以前看到的，从外国报刊上翻拍下来的静安寺道台花园的照片，再举手叩开那扇亭子间的小门，豁然洞开中的邵先生，简直是位历史导师了。

在谈到这“风水”在“转”的过程时，邵先生讲了很多场景。他故意把悲凉的故事说得“味淡”一些，可笑一些，尽可能不让听者陷入伤心。他说1950年代，国家要把时代书局公私合营，或者派一名党员干部进来当领导，那时书局已与有关银行家共同主持，银行家们不同意合营或让党员干部来当第一把手。那时时代书局很有特色，出版马列主义的书，也出纯文艺作品。“但不晓得怎么回事，后来有人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写文章骂我们书店，一周一篇长文，都是半版或整版的大块文章。他们这么一骂，我们的书店名声就坏了，办不下去了，只好乖乖地交给国家”。

讲到他父亲邵洵美到了晚年，肺气肿病很严重，家里被抄得家徒四壁，又被扫地出门，曾住在原先邵祖丞“顶”下来的一间房子里，父子俩一个睡床上，一个睡地上，相依为命。那时多亏华东师大的施蛰存先生，每月寄五十元钱来，等于救老爸一命。“没想到后来，姚文元居然也救过我父一次。那是‘文革’以后揭批‘四人帮’时，报纸上登出了姚文元的十大罪状，其中一条是包庇邵洵美。说是1968年，北京的红卫兵本来要把我父亲从上海拖到北京去批斗的，不晓得怎么搞的，居然是姚文元出来制止的，红卫兵没得逞，就是这么‘包庇’了一回。其实那时我父亲都病得快要不行了……”

讲别人还能具体，讲到他本人，总是一带而过。“我嘛，历史反革命，是沾了我父亲的‘光’，1950年代我父亲被抓进去时，我也倒霉了，发配农村劳动改造三年零两个月。我父亲放出来了，我也可以回家了。‘文革’中亦是批斗对象，扫地出门……”说到这里他不再深入下去。他不跟你谈细节，或许一扯开的话，“味淡”的气氛就会被破坏了。话头一转讲到他的亲戚:“我的情况还算是好的吧，命没有送掉。我的一个表嫂，‘文革’中从济南回上海，正碰上聂元梓组织什么‘南下兵团’南下上海点火，叫火车上出身不好的人都前去报到，我表嫂人老实，也去报到了，结果一车厢的‘牛鬼’，都被红卫兵用铜头皮带打死了，家属去认尸时几乎认不出了，还是从那只在瑞士定做的手表上认出来的。”

他说的这位表嫂笔者也略知其人，名叫聂光锡，是我国老一辈的银行家、原中国银行副总裁聂其炜的女儿，她的爷爷是聂缉槼，是中日甲午之战时的上海道道台，她的祖母是曾国藩最小的一个女儿曾纪芬，她的丈夫蒯世京是上海杨树浦发电厂的总工程师，她的婆婆是邵洵美的堂姐，即邵颐与李夫人生的女儿邵畹香，也就是那个致使上海“杨庆和”银楼倒闭的蒯太太。蒯世京的爷爷也不含糊，是清末京城里有名的清流蒯光典……“风水”转到聂光锡，已无甚光彩夺目之处了，她是个准家庭妇女，只因家庭出身有“问题”，竟遭如此毒手！

宠辱不惊盛毓邮

笔者2000年在东京见到盛毓邮先生时，老人家已九十岁了。

毓老是盛宣怀的孙子、盛老四的大儿子。他出生在一个意味深长的年头——1911年。这一年既是盛宣怀官至邮传部尚书(即交通、邮电部长)，发达到了极致的年头，又是盛极转衰，盛家开始走下坡路的年头。虽然其祖父为其取名“毓邮”，小名“传宝”，但老人家邮传部尚书的位子只坐了十个月，就爆发了辛亥革命……所以从他出生开始，就一直生活在一种盛极转衰、日薄西山的家族氛围中。他是这个家族九十年间的历史见证人，又是一个穷则思变、东山再起的成功的实业家，是盛家一道特殊的风景——一个不可多得的、颇具传奇色彩的老人。

令笔者感到震惊的是，老人面对家族的兴衰，有一种现代人少有的坦率与真诚！他没有一般豪门子弟，好为其家族隐恶扬善的旧习，更没有纨绔子弟的虚荣和玩世不恭，他平静而坚定的语调，来自他内心的充实——所谓大彻大悟，原来如此呵！

毓邮在大家族析产时，分到了总价为一百一十六万零五百八十六两银的祖上遗产，其中包括三新公司、客利房产合股、沁园房屋、泰吉里、郑家木桥、东有恒路地块的房地产，还有上海、南京、汉口、武昌等地的空地，以及中国通商银行和扬子公司的股票若干。这个时候，他才九岁，就已经成了百万富翁！按说他是第三代，1920年分家产还轮不到他，但是因为盛家老三盛同颐早逝无子，盛毓邮过继给盛同颐，于是继承了三房的份额。

九岁的孩子自然还不会花钱，那么就由他父亲“帮助”他来花。所以后来毓邮对人说，他最怕父亲请他吃饭，或者是为他做西装，因为吃完了饭、做完了西装就要向他借钱。自己的老爸嘛，不借是不行的，但是总是有借无还。

盛毓邮是盛家哥儿们中最会用功的一个，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又留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读商科，回沪后打理自己的产业。他平时有两个跟班，一个叫大董，一个叫小董，都是他祖父盛宣怀的原配夫人董夫人的本家。但是很快抗战爆发，进出口贸易做不成了，只好坐吃山空，静观待变。这期间，他最开心的一件事就是他的婚事，他娶了一位漂亮小姐为妻，在静安寺百乐门办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婚礼。新娘子是宜兴望族任家的小姐任芷芳，端庄典雅，温婉可人，一个典型的东方美人。

婚后他们和母亲孙用慧住在一起，在万航渡路的一处大花园洋房里过着闲适而优雅的生活。常常有亲戚朋友来玩，大家就常在大客厅或是花园里喝茶、打牌。

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社会天翻地覆的变化，使得九岁就当上了百万富翁的盛毓邮，变成了一个“无产者”！他只得重新开始自我奋斗，为养家糊口而奔波。他退掉了花园洋房，把妻儿安排到丈人家，自己去香港、新加坡工作，其间做过生意，也当过中学教师。1960年，已经先期到达东京的盛毓度先生创办了留园饭店，需要一个帮手，请他前来协助经理洋人客户，于是他从新加坡来到东京，加入了餐饮业。经营餐饮业非常辛苦，每天都是早出晚归……这时候，谁能想象得出，他就是当年盛宫保的孙子、英国留学生、九岁时就有了百万身价的人！

一切都是今非昔比了，好在苍天不负苦心人，不几年，他开拓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1960年代初，毓邮的妻子任芷芳带着三个孩子也来到了日本。1968年，两夫妻面对现实，仿照旅日老华侨的“刀工”(世称旅日华侨三把刀:菜刀、剪刀、剃头刀)，开办了一家很小的新亚饭店。这期间，他们能上也能下，精心布置，日夜苦干，聘请了沪帮名厨吴国祥掌厨，很快，他们新亚的酱猪蹄、红烧划水、明虾豆腐、红烧排翅……不胫而走，他们的小笼包子，皮薄馅嫩，咬开来一包汤汁，很受市民的欢迎。后来他们的店面不断扩大，又开设了分店，直至现在，已经发展为七层楼面的新亚饭店，地点在距离东京塔不远东御城门。

他们的儿子盛承洪和盛承兴都是美国留学生，留学生活也是艰苦奋斗，他们自知父母赚钱不容易，业余时间就去打工。盛承洪至今还记得他1960年代在美国餐馆洗碗每小时一美元，为旅馆擦窗每小时两美元……

盛毓邮不愧为大家之后，不仅能屈能伸，白手起家，一切从头做起，而且还做得别有特色。他有几样至今为人所称道的“壮举”。

其一是首创中国人不洗碗的店规，凡到他的饭店来打工的中国人，都被安排做其他工作，洗碗的事用毓邮的话来说是“让日本人洗去！”

其二是首创中国留学生每小时工作一千日元的规矩。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国内赴日留学大潮涌起，绝大多数留学生靠业余在餐馆洗碗端盘子，来维持学业和生活。人家店里的留学生工资一般都是每小时八百日元，而他考虑到留学生们很辛苦，毅然做出决定，每人每小时一千日元，而且最多时用了二十多个留学生。其实他店里已有不少固定的职工，本不需要那么多学生来打杂的，他完全出于帮助学生们的一番好意。来打工的小伙子们自发组织起来成立篮球队，这又触动他那根几十年前热爱体育的“神经”，立即拍胸脯:“你们组织篮球队，我给你们买队服！”……小伙子们惊讶得都愣住了: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老板呀！管吃、管工资，还管打球、队服，这真是标准的“海外奇谈”了！所以在他店里打工的留学生，无不有一种回家了的感觉，大家无不积极进取，奋发向上，形成了很好的氛围。他们从语言学校毕业后，一个个都考进了名牌大学，现在都已成家立业，各奔前程了。

其三是创办了东京的唯一一家京剧票友活动中心——东京票房。每逢国内有名角来东京访问演出，他们总要出来组织联谊活动，请客吃饭，联袂演出，发动捧场，非常热闹。梅葆玖、梅葆玥、艾世菊等人到日本，东京票房的活动就像旋风一样，席卷了整个东京。

票房最有力的领导者是毓老的夫人任芷芳女士。任老师今年已经九十二岁，从小就跟大人们上戏园看戏，渐渐成了戏迷。她们任家是上海滩出了名的票友之家，全家老老少少，人人会唱。她的妹妹嫁给了名票赵培鑫。任芷芳本人喜欢唱程派戏，除了组织并参加票房的活动，自己每周一、三、五下午还请琴师来家拉琴，为其吊嗓子。

在大家热热闹闹的时候，毓老总是一个人斜卧在沙发上，静观一切。老人家话不多，但句句有分量。只要他一发话，全家人都要动作起来——还是大家族的老传统——老太爷以其人格的力量，赢得了社会和全家族人的崇敬。他显得十分沉静，因为九十年间，他什么都看到过了，什么也都经历过了，他无需遮掩什么，也不需弄出什么声响，像一潭平静的秋水，可以直面青天。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个大赢家，因为人们从他身上，看到了盛氏家族骨子里的豁达和彻悟。论人生，还有什么比这种彻悟更珍贵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