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日本的政局及派阀游戏,我们有必要透过现象认清其本质。当日本媒体配合政局制造“人心一新”的假象时,外国媒体(包括中国媒体)可以站得高一些,远一些,客观报道,实事求是地、冷静地寻求更加接近事实的分析,而不被日本传媒铺天盖地的造势所诱导。
怎样看待“混乱”的日本政坛
怎样看待菅直人的新内阁,日本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所谓的“草根首相”呢?
我认为这是民主党“新政”破产的结果,当时民主党的目的是要应付将要到来的7月参院的选举(在前不久的参院选举中,民主党最终还是铩羽而归)。虽然这个选举不能决定民主党政府的去留,但却是民意的反映。过去几届首相也是如此,他们有的在大选前逃跑,有的在大选之后被推翻。在鸠山下台前,民主党政权的支持率已经从70%跌至不足20%。
作为一把手的总理因为支持率不到20%弃甲而逃,而同样是民主党的二把手一接棒支持率却上升到60%,是个很不可理喻的现象,这其实和媒体的舆论诱导有关。为了面对大选,新首相菅直人的做法和自民党时代新首相上台时的做法如出一辙,就是以“人心一新”为标榜。由于前干事长小泽一郎已经成为“腐败”的代名词,谁跟小泽在一起,谁就倒霉,所以首先要 “去小泽化”。与此同时,民主党也模仿自民党派阀政治的游戏规则,采取不同派阀轮流坐庄的办法。田中派不行了,就由三木派或其他的派系出面顶上,制造“清新”的形象。当然,这需要媒体的相互配合才能达到。
不管自民党还是民主党,党内都有大大小小的派阀。大派阀财大气粗,起着支配作用。小派阀不大被财界看好。但一旦有了风吹草动,大派阀不方便出面掌权时,相对廉洁的小派阀就可以倚小卖小,从中取利。当派阀游戏玩不下去的时候,比较特殊的现象就是让小泉纯一郎之类的人物上台。小泉的做法是以“摧毁自民党”为旗号,而达到“曲线救党”的目的。中国国内可能把小泉看得太重,我一向认为小泉不是一股政治力量,充其量只能说是政治舞台上的一个小丑演员。
今天执政的民主党是个相对年轻的政党,但一掌权了也向自民党学习。菅直人一上台就采取“去小泽化”的策略。小泽也模仿自民党的手法,要我“暂时休息”,我就“暂时休息”,静观其变。但这种假戏有时也会真做,如此,小泽的大权可能就将真的旁落。小泽是个老政客,他当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出现,因此在民主党党首选举时,他非正式支持樽床伸二这个无名小卒。樽床不是小泽的亲信或大将,却得了129票,原因是小泽要间接警告菅直人不要做得太过分。也就是说,“反小泽”、“去小泽化”说说可以,却不能太过认真。
对菅直人来说,怎样重整日本经济,摆脱债台高筑的财政困境是当务之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民主党不得不部分修正 “选举至上”的政治纲领,要问财源了,甚至主张增加消费税。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经济大国中国,无论谁当政都会十分重视。不管喜欢或不喜欢,当政者谁也不能像小泉时代那样胡闹。在小泉政权后期,《读卖新闻》的会长兼主笔渡边恒雄曾讲过几句话,要小泉停止参拜靖国神社。渡边这样表态,与其说是为了对中国表示友好,或者说是要反思历史,不如说是自知闹下去日本的日子不会好过。对于菅直人的新内阁派经济界人士担任驻华大使,让中日混血儿女议员莲舫出任大臣,一些媒体给予过多的掌声,但认真分析,日本也许有外交上的考虑,但没有必要过多解读,过多的解读其实只是一厢情愿,也与事实不符。
继承“鸠山路线”意味着什么
菅直人除了要处理好党内问题和内政之外,还得应对一些外交事务。首先是日美关系。鸠山时代日美关系不是很好,实际上鸠山并没做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是摆出姿态,表示要争取较为“对等”的地位,但美国已经受不了,具体体现在普天间基地问题上。战后日本保守派骨子里无时不刻不想推行其独立自主外交,只是限于实力对比而不得不采取卧薪尝胆的策略。鸠山的祖父鸠山一郎从一开始就主张修宪。这也表明搞独立自主外交不等于是开明或“亲中国”。何况鸠山对美姿态是随时随地准备妥协的。不过,白宫并不接受鸠山部分的妥协,而是要其彻底妥协,鸠山只好在彻底妥协后挂冠而去。对于鸠山的妥协路线,菅直人上台后全盘接受了。可以预见,他今后将会少谈不现实的“中美日正三角关系”。其实所谓“正三角关系”,以现阶段来说,是不现实的。只要美日安保条约这个军事同盟性质的条约存在一天,美日联合对付中国就是个既定的政策,并不以任何人一厢情愿的解读为转移。日本的“东亚共同体”构想虽隐隐约约含有不希望美国插手的念头,但更多的想法是:亚洲我就是老大,我要当亚洲的代言人。所以,“东亚共同体”的提法不等于“亲亚洲”或“亲华”,日本方面是故意做出一个姿态——美国乎?亚洲乎?好像很为难,其实一点儿都不为难。
有关菅直人的对华态度,不少媒体都在大谈首相如何“草根”,有些甚至因菅直人学生时代比较激进的言行把他定位为“左派”,并等同于对华友好。菅直人一上台,就有个别中国媒体说首相对中国特别友好,而且反对“台独”,这其实是一个误报。菅直人和鸠山在对中国的态度上都有负面的记录。菅直人在2002年到上海开会时,就公开要求中国允许台湾加入联合国,接着,还率领九人代表团到台湾与民进党交流,并准备见陈水扁,据说是见了李登辉。但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一部分中国的媒体的第一反应完全不提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当然,就像最近的几届首相一样,菅直人对华将会采取务实态度,不会像小泉那样极端。现在有不少人把日本首相是否参拜靖国神社作为衡量其对华友好与否的标准,其实这是完全被动的思维,中了某些日本政客的圈套。实际上应将不参拜视为理所当然的事。
在政治军事方面,菅直人将会继承鸠山路线。最近以来,为了转移国内的视线,日本政府和媒体总在谈论“中国威胁论”,遇到问题,又把朝鲜推在前面,骂朝鲜时,日本主流媒体都不会放过指责中国的机会。另外,针对东海油气田问题,日本态度也变得非常强硬。在“春晓”油气田开发问题上,日本已很少提及“春晓”是谁的领土了。可见,继承鸠山路线并不一定就是中日“和谐”。
大众媒体:配合“派阀政治”游戏,维护现有体制
说到日本媒体与政界关系十分密切,有人会说你看日本的媒体不是经常批评政府吗?而且很多政权就是被他们搞垮的。有报道称“日本传媒扳倒多位首相”,好像日本媒体的力量很大,当政者不听话就要倒霉,日本媒体起到了舆论监督的作用。而实际上,所谓“日本媒体经常扳倒首相”只说对了一半,很多媒体在政权即将倒台时的确都会对当权者大批特批。但回过头来看,这些后来被狠批的首相们当初是怎样产生的?安倍上台的时候日本媒体都在歌颂他——因为他有前首相(也是甲级战犯)岸信介优质的遗传因子,出身豪门;福田、麻生上台初期,其支持率也非常高;刚刚下台的民主党鸠山上台时,还被喻为引发了“地壳变动”,但仅仅只有八个月,媒体对鸠山就从一片赞好声变成了群体落井下石。何以如此,这得先了解日本媒体的特征及其与政治的关系。
日本的舆论诱导有三大法宝。首先是“划一性”。 这跟日本独特的记者俱乐部制度有关。用中国国内比较相近的字眼来说,就是“统一口径”。其次是“集中豪雨”式的报道,也就是铺天盖地式的报道。每当一件事情发生,日本报纸的第一、二、三、四版等以及电视频道全部都聚焦这一个话题。日本学界对日本有没有所谓Quality Paper (高级报纸)一直都有争论。《朝日新闻》是不是高级报纸?《日本经济新闻》是不是高级报纸?不少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为什么?高级报纸从传统的定义来说——当然是西方的观点,比如《The Times》、《New York Times》等,这些报纸发行量有限,其版面基本固定,在限定的版面中以报道政治、经济为主,它不会对诸如绑票案等连续几天渲染。而发行量动辄数百万的日本报纸每天都会重复渲染,最突出的是有关中国的“毒饺子事件”,那时各大报一连二十多天都在重复报道和追踪,电视更不用说了,几乎所有的电视台都是同一个镜头,反复出现。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铺天盖地的报道有不少是以激情、煽情的手法(日本舆论诱导的另一法宝)开展的。
而当这三大法宝同时使用时,日本国内就很容易在短时间内形成共识。从这个角度看,日本首相人气之升降与日本传媒的报道不无关系。
日本的媒体经常批评政府、财界和官僚(公务员),如此看来,媒体相对政、官、商,好像是在扮演监督者或者类似法官的角色。媒体也常常说,都是你们三者(政、官、商)建立的“铁三角关系”,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
实际上是不是如此呢?一名记者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实际上不是“铁三角”,而是“铁四角”。笔者在学生时代也曾在日本的大报实习过,并跟日本的报界打了很长时间的交道。我认为日本的传媒、日本的记者实际上跟官方关系很近,说形影不离也不为过。日本媒体的自我定位不在于袒护哪一个政治家,而在于维护现有体制。不能让体制出现混乱,即配合“派阀政治”游戏,不断制造“新期待”。也就是说,不是体制出了问题,而是头面人物欠佳,只要换一个首相换张脸孔就行了。换一个首相的作用就是让大家消消气,然后再回到以前的老路上。新内阁(自民党、民主党亦然)都喜欢标榜“人心一新”,只要人换了,大家就不再追究过去的责任了,虽然偶尔还会提及一下,但大家只看面孔,你看这个人多帅、多“草根”,再也不谈金钱丑闻,天大的事也就告一个段落了。
中国媒体对日报道的倾向与偏差
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中国媒体的对日报道相对单纯。一件事情发生,与其说先交代问题的来龙去脉,不如说更急于定性,即贴上“友好”或“非友好”的标签。
不久前,我看到一家报纸的大标题写道:“日本首相不当亲华派”。我不禁要问,日本有过“亲华派”的首相吗?田中角荣是“亲华派”吗?福田康夫是“亲华派”吗?我认为这样的词很容易引起误解,建议尽量避免使用。
再就是中国的对日报道受到固定观念与逻辑的束缚。其中最典型的是“一小撮”论。我上世纪六十年代从新加坡到日本留学,实事求是地说,当时日本国内反战(反对越南战争)、反对军国主义复活的声音十分洪亮,是时代的潮流,当时公开提出修改和平宪法的的确是“一小撮”。“一小撮”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算正确,但是到了“总保守化”的今天,整个局势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这种情况下,如果人们还在一厢情愿地谈论“一小撮”,是不现实的。另外,所谓“左派”、“右派”的简单划分逻辑,也应该结束了。最典型的例子,是把《朝日新闻》视为“左派”报纸。事实上,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向来都不认为《朝日新闻》是左派或“亲华”报纸。上世纪60年代,《朝日新闻》曾被美国的日本专家,也就是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戴上红色帽子,其实一点儿都不准确。《朝日新闻》内部虽然有一些开明人士,但《朝日新闻》从来不是左派或“亲华”报纸。这些固有观念我想有必要改变。
还有,就是中国媒体似乎有报喜不报忧和过于重视日本政坛人物起落的惰性报道倾向。曾经有日本学者认为,中国只有对日工作而没有客观的对日研究。因此主张从日本输入“客观”的日本学研究给中国。我个人认为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中国方面可能有时的确过于急躁,每当日本政坛发生变化时,与其说是关注其今后的政策走向,不如说是更关心谁会当选下一届首相,多少还停留在依靠人脉的思维上。从这个角度看,日本某些专家上述的评语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认真分析,日本方面对华研究也不是就真的那么客观或单纯,准确地说,日本方面对华研究也许做的更加高明、更加细致些,其中也有不少实际上是为了对中工作而展开的对华研究。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对于日本的政局及派阀游戏,我们有必要透过现象认清其本质。当日本媒体配合政局制造“人心一新”的假象时,外国媒体(包括中国媒体)可以站得高一些,远一些,客观报道,实事求是地、冷静地寻求更加接近事实的分析,而不被日本传媒铺天盖地的造势所诱导。
(作者为新加坡旅华学者、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本文是作者6月13日在北京大学世界华文传媒研究中心主办的“北大新闻学茶座”上的发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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