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和司马迁究竟谁阉割了谁？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中国文化史上最黑暗、最丑恶的一幕悲剧发生：司马迁被汉武帝下令施以“宫刑”。说实在的，历代皇帝在收拾文人的时候大都不会手软，什么残忍毒辣的法子都使用过，但把一个整天埋头于简牍中，忙于阅读、整理历史文献的文人施行宫刑者，汉武帝刘彻却是独一份。这种世所罕见的无耻行径，无不让人觉得恶毒阴损和卑鄙下流。那么，汉武帝为何会突发奇想、挖空心思地这样对待司马迁呢？

司马迁出生在黄河岸边的龙门，是一个典型的关西硬汉，具有明显的刚强正直气概。他只不过是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为被迫投降匈奴的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就引起了汉武帝的恼羞成怒。其他官员趁机弹劾司马迁，说他执意为叛徒李陵开脱，又有诬罔皇亲李广利之嫌，按照汉朝律令，罪当至死。可汉武帝特别却不想让司马迁这么痛快淋漓地死去，尤其是看到他被判死刑的瞬间竟然面无惧色时，在一种强烈变态心理的支配下，决定对司马迁施以“宫刑”。

为了能让司马迁顺利接受“宫刑”，汉武帝还特别提醒负责此案的酷吏杜周说：“这人性烈，不要让他在受刑前死掉。”他还特意让杜周把可以免除“宫刑”的赎金提高到50万两这样一个天文数字，并派人密切注视那些准备掏钱为司马迁赎罪的人的动向，看谁敢与皇命抗衡，看谁敢与自己叫劲。有钱的人不肯相救，肯救的人却没有钱，况且皇帝也不愿意、不希望、不同意有人来救司马迁。在这种严酷的政治高压下，司马迁也只有听天由命、任人宰割了。那年，汉武帝刘彻59岁，司马迁47岁。

一个“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日无妇人”的荒淫老男人，毫不留情地剥夺了另一个身体强健的中年男人性爱的权利；一个年近花甲、日薄西山、性能力逐渐衰退的皇帝，用这种歹毒的手段制裁一个血气方刚、如日中天且敢于讲真话、说实话的文人，每一个生理正常的男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到汉武帝对司马迁的妒忌心理。你司马迁不是自视正直无私吗？不是自视血性男儿吗？那我就把你的锐气扫平，让你失去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让你在屈辱中苟活，看你以后还有没有这份刚强和倔犟。

不能否认，汉武帝在“宫”司马迁的时候，心情确实很糟糕。李广利的兵败，李陵的投敌，大汉朝颜面的扫地，匈奴军得胜后的欢呼，都让汉武帝感到窝火。最重要的是，由于历年穷兵黩武，造成民不聊生、国库空虚，使大汉朝表面上看起来风光依旧、轰轰烈烈，但“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而那一年，齐、楚、燕、赵和南阳等地相继爆发的来势凶猛的农民起义，更让汉武帝心情郁闷、心理扭曲。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脸上无光的汉武帝最需要的是同情、支持和顺从，不需要别人指责他的武略方针，更不愿意看到别人怀疑他的雄才大略。这个时候，不懂军事的文人司马迁却跳出来口无遮拦地针砭时弊，也只有挨“宫”的份了。

真正促使汉武帝把司马迁推上断根“手术台”的，还是那句“文人相轻”的千古至理名言。汉武帝虽是马上皇帝，但他能吟得了诗、唱得了赋，在很大程度上，汉武帝是以文人自居的。毛泽东《沁园春》词中就曾写到“秦皇汉武，略输文采”。试想，一个杰出的拔尖文人是不屑于同一个水平比自己低的文人叫劲的，但问题就出现在了“略输文采”上。诗词歌赋都能来两下子的汉武帝，尽管在“文采”上“略输”，但他动辄以文人自居，自诩文采不凡。各个阶层的文人之间大都会较真，会叫板，会妒忌，会诋毁，上流社会更是如此。对于司马迁这样一位足以淹没皇帝“文采”的西汉文坛领袖，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的文人汉武帝，如果发起狠来，更是不择手段。

司马迁被“宫”了以后，汉武帝还是觉得不够解恨。他把身体残缺的司马迁安排到太史令的位置上，可谓用心险恶。因为太史令一职自创立以来，皆由太监担任，司马迁被“宫”后，干这个差事正合适。汉武帝对司马迁这种刻意的安排，既有知人善任的自我标榜，同时也有不言而喻的羞辱意图。司马迁坐在太史令的办公室里，承受这份天大的羞辱，这种无形的折磨，只有当时身临其境的司马迁才能孤独地感受到。

一部被后人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学巨著，足以使司马迁名垂青史，流芳万古。《史记》的文风虽然被公认为求真务实、严谨不苟，但司马迁在对汉武帝刘彻及其父汉景帝刘启的记述中，还是扎扎实实地掺杂进去了自己的恩怨情仇，这是不能否认的。在做汉景帝本纪时，司马迁所用的笔墨极少，篇幅也极短，寥寥数语便轻而易举地打发了这位在历史上名号响当当的著名皇帝。在做汉武帝本纪时，司马迁则浓墨重彩地记录了汉武帝“信奉鬼神”“求仙问丹”“封禅祭礼”“蛊惑之乱”等不光彩的事情，且篇幅巨大，而像“远征匈奴”“广开三边”等一生伟业，反倒成了陪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