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读过胡乔木的文章和诗词，直到1981年才第一次见到他。
当时我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4月16日接到办公室通知，要副研究员以上人员到中南海西楼听胡乔木的报告。我向来不喜欢听报告，虽然是胡乔木的报告，还是向办公室请示：可否不参加?答复是要参加。这就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听了胡乔木的报告。
胡乔木身材瘦小，文弱安详，在近两个小时的讲话中一直端坐着，似乎连臂和手都不曾动过。他不善演讲，慢声细语，缺乏抑扬顿挫，像一篇平铺直叙的文章，不能引人入胜。当时没有留下什么深刻印象。
这篇讲话经过整理，收入稍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论文集。我读了一遍，竞和听讲的印象全然不同。他讲的观点或许有某些可以商榷之处，但整个报告思路开阔，有许多独到见解，显示了他理论功底的深厚和思维的缜密。他所讲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不同流派和模式，关于对社会主义观念的不同理解，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开端的设想和推测，都使人有豁然开朗之感。他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不断地总结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不断补充、修改，个别原理要修改，更不要说具体提法了。”现在这已经成为常识，但胡乔木是在1981年讲的，当时人们的思想还很禁锢。那时他正负责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讲的大概是起草过程中的一些想法。
第一次同胡乔木面对面谈话是1984年5月14日。当时我担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经济组副组长，被通知到胡乔木南长街住所听他谈关于经济文章的写作问题。同去的有经济组的吕律平和郑新立。这次谈话是漫谈式的，主题是不集中的。主要是他讲，我们听，从我保存下来的记录篇幅看，谈了大约一个小时。
胡乔木说，这几年经济上的转变是非常之大的，但还没有文章来说明这种转变。这类文章不算少，大抵是涉及的范围愈小文章愈多，概括性的比较少。要对改革作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说明。要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作些总的概括，在关键问题上讲些道理出来，说明我们的步骤和成功，以及为什么会取得成功。他把当前的经济改革概括为：城乡都是摆脱“左”的束缚，城乡都有多种经济形式，城乡都要扩大企业自主权，城乡的改革都冲破了原来管理上一些条条框框的束缚，都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谈得比较多的是农村联产承包问题，讲了从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到联产承包的历史过程。胡乔木说，要从理论上说明，承包制为什么有那么大力量，不能仅限于分配方面。谈到当时还在讨论的实行承包制后农民能否拥有汽车、拖拉机等大型生产资料的问题，胡乔木说，他还没有想得太清楚，既然实行承包制，对社会主义是个进步而不是退步，农民生产资料所有权就是合理的、必要的，我们要承认这一点，活人不能让尿憋死。
胡乔木说到近几年自己没有写出有分量大块文章的原因。据他说，胡耀邦对他1977--1978年写的关于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文章，以及后来关于按劳分配的文章，都比较满意，但此后就没有那样有分量的文章了。他解释说，这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上疏忽的地方。每年都有一两篇重要报告或讲话、决议，其中包括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十二大报告。身体差了，干点这个，干点那个，很难有时间写长的东西。他说的是实情，也流露出无奈
和烦恼。
就在这次谈话后不久，《红旗》杂志向我约稿，我写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发表在1984年第15期。文章从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状况的原理，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济改革作了一些理论上的说明。这篇文章算是对胡乔木谈话的响应，但现在看来分析不深，说理显得一般化，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影响。
1984年11月中旬，研究室领导要我随胡乔木到外地调查研究。行前到胡的办公室谈了一次话。他说，想到广东做些调查研究，例如农村经济和供销社问题，看看城市在改革与开放中的新动向，也想在那里休息些时日。11月30日启程。胡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按规定在列车上单挂一节车厢。同行的有他的秘书邱德新和警卫参谋魏建国。沿途无事，我在车上写了一篇关于企业领导制度的文章，材料是事先准备好的。
在广州停留两天。12月2日至3日，和先期到达的胡启立、艾知生、彭骊云一同听取关于广东教育情况的汇报。12月4日，胡乔木同胡启立一行同车到深圳。广东省副省长王屏山、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黄浩和新华分社记者刘卓安同行。胡乔木在列车上时断时续地几乎是一个人讲了一路，谈话内容现已毫无印象，好在我手头保存有一份省委宣传部整理的纪录稿，从中可以看出主要是谈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他说：哲学研究有两个方面，一是要研究实际问题，二是要把自然科学的新成果充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里去，不然马克思主义就会成为僵死的东西，成为教条。关于实际问题，他列举了农村联产承包制的研究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研究，认为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问题要按照实践加以正确的而不是离开实际的空洞的解释，不要说得太绝对。关于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他列举了信息沧、控制论和系统论，说社会主义社会许多发展规律是一个系统。胡启立当时也是政治局委员，只是偶尔插话，其他同行者都没有讲什么话。
在深圳只住一晚。一天多时间，胡乔木召集市委组织部、宣传部以及市总工会和共青团
干部开一次党建问题座谈会，参观一个渔民村。村支部书记吴柏森说，全村147口人，过去人均收人30元，现在增加到430元，都盖了新房。有两间窝棚式的破木板房，那是有意保存的历史见证。胡乔木向吴提出两点要求：一是每年吸收一个人人党，二是找一个省内中等水平的渔民村结成姐妹村互相帮助。还说，村民委员会应该是全体村民选举出来的集体代表，要有权。
12月6日，胡乔木和胡启立一行同乘游艇到珠海，住石景山旅游中心。在珠海基本上是休息，市领导来看望和汇报工作只是例行公事。有两件小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一件是，胡乔木对宾馆女服务员浓妆艳抹颇为不悦，晚餐时拉着她们的手说：指甲涂成红色或者别的什么颜色我不管，但从事餐饮服务留这么长的指甲是不卫生的，希望你们剪掉。剪过指甲回来，胡又问：你们知道文天祥吗?知道他写的《过零丁洋》的诗吗?零丁洋就在珠海附近，今写作“伶仃洋”，是南宋最后兵败之地。几个服务员对文天祥和他的诗毫无所知，瞠目结舌。胡不胜唏嘘叹惜，命人找来纸笔，当场写出文诗，逐句讲解，还鼓励她们“留取丹心照汗青”。在同服务员座谈时，考问的问题包括什么叫直角三角形，以及澳大利亚在哪个洲等等，都极其严肃认真而又有些天真。
另一件是，一天到游乐场参观，那里有座当时国内还比较罕见的“过山车”。我怕眩晕，未敢奢望，年过古稀的胡乔木却老当益壮，执意要上去玩一把。因为这种娱乐太惊险，警卫竭力劝阻，推托说负责人不在，打不开。胡很不高兴，背手独自前行，低声嘟囔道：“这班小人。”我很诧异，这件小事何以引起他的不满。后来还是做了一种虽然悬空旋转但缓慢安全的转盘游戏，才算转嗔为喜。
大约是12月14日离开珠海，经中山、江门、新会和佛山，沿途听取当地领导汇报，参观考察工厂和农村。胡乔木问了许多基层的具体问题，没有作正式讲话。在新会看了梁启超故居和“小鸟天堂”。16日抵达广州，仍住珠岛宾馆。胡乔木在广州逗留月余，休息和治疗眼疾。眼科专家、中山大学毛文淑教授多次到宾馆为胡乔木检查治疗，说他的眼睛分泌物过多、视力模糊是用眼过度所致。我也顺便作了眼睛检查，毛教授警告我，年老可能发生同样毛病，并建议我使用新材料塑胶镜片。毛的丈夫陈耀真是中国近代眼科的创始人之一，重病卧床，我陪同胡乔木到医院探望过。到郊区访问过专业户，参观过华南植物园。元旦前夕省委书记任仲夷到宾馆来礼节性地看望和宴请。
1985年1月22日下午，在广州参加中国电影表演艺术研讨会的文化部副部长丁峤和电影演员张瑞芳、赵子岳，到住地看望胡乔木。胡向他们祝贺电影表演艺术学会成立，说明没有得到开会的消息，否则是会去参加的。他谈到一些电影和关于电影的文章，也说到一些演员，讲了不少很专业的意见，显然对电影界的情况很熟悉。他说：中国电影不论三十年代的，五十年代的，都有独到之处。中国的电影表演艺术是在不断进步的。我们往往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比如《茶馆》，如果不出国演出，在国外得到好评，国内不会有那么大影响。电影也要出国，获得国际上的承认。中国电影固然有不足的地方，但外国人无论如何演不出有中国特色的电影来。又说：艺术来源于生活，但艺术的真实要跳出生活的真实，这就要勇气。艺术作品往往有不真实的东西，比如《巴黎圣母院》，很难说有多少真实性，但不能否定它是优秀作品。艺术作品有时候创造一种境界，使人不去计较具体的真实。丁、张、赵听得入神，频频点头称是。次日晚，胡乔木到中山纪念堂观看演出，休息时间会见了张瑞芳、秦怡等电影演员。这次谈话，我做了记录和整理，后来以《同电影工作者的谈话》为题，收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乔木谈文学艺术》一书。
在广州那段时间，我经常陪同胡乔木在院里散步。散步时的谈话是随意的，或者可以称作“散话”，不连贯，没有主题，漫无目的，零零碎碎，内容涉及文学、历史、哲学、经济学的广泛领域，以及许多历史和现实的人物和事件。他的许多说法，见人所未见，对我来说则是闻所未闻，真是受益匪浅。他对西方文学很熟悉，对党的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有亲身见闻。在时间已经过去23年，胡乔木已经去世16年的今天，回顾往事，我真后悔当时太过拘谨，没有能够趁机向他提更多的问题，学更多的东西。
胡乔木对毛泽东有深厚感情。在广州期间，他和他的夫人谷羽都很感激地同我说起过：“文革”期间毛主席是保护他的，1967年“五一”节毛从天安门下来，经过南长街时下车要到家里看他，家里人没有听见敲门，没有见成；说以后再来，但没有再来。他们一直为此而遗憾。
或许是英雄常见如凡人吧，我觉得胡乔木对毛泽东并不迷信，言谈中经常有出人意料的评论。我向胡乔木问过一个长期困惑不解的问题：毛主席为什么那么重用陈伯达?他不假思索地答道：毛主席不大熟悉马列主义文献，我们的理论和政策表达要和马列主义文献相衔接，需要陈伯达这样熟悉马列著作的人。别的人，比如说我，当然不能说不熟悉，但毕竟不是科班出身。陈伯达在苏联学习过，是科班出身，又有比较好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毛主席需要这样的人。
有一次，胡乔木考问我：你读马列著作，哪一本收获最大?我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列宁的《哲学笔记》；从一般著作中得到的是逻辑论证和结论，从这些笔记中得到的是他们思考和研究问题的方法和思想酝酿的过程。看来他对我的回答比较满意，说《哲学笔记》他读过不止一遍，有同样的感觉，但《剩余价值理论》这样重要的著作没有读过，回去一定要抽时间读。胡乔木这样身居高位的大学问家，在我这样一个晚辈面前，竞如此谦虚和坦率，增加了我对他的尊敬。
我问过胡乔木：为什么在为聂绀弩的《散宜生诗》写的序言里，说“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胡乔木说明他的用意，并且讲了聂的坎坷经历，对聂的遭遇深表同情，感慨唏嘘。我对他在序言里所说的聂诗“对生活始终保有乐趣甚至诙谐感，对革命前途始终抱有信心”持不同看法，认为那是逆境中的辛酸、无奈和强为笑颜。胡乔木对我的看法既未肯定，也不反驳，谈话陷入沉默。根据我同他接触的经验，是引起了他的思索，一时还不能或者不便明确表示态度。
胡乔木在广州没有再提起关于农村经济和供销社调查的事。12月11日在江门市，市委书记黎子流在汇报中曾说到农村调整承包土地，实现耕种适当集中的情况，胡乔木说：三中全会以后的分散，从抽象意义上说是退步，但从具体意义上说是大进步；现在农业面临一个新的转化，即新的集中，这也是进步。我觉得江门市的经验可能预示着农村经济变化的新趋向，有理论和政策意义，便趁胡乔木休息的时间，在广东省农委卢龄的陪同下到江门做了几天调查，写了一篇《江门市农村调整土地关系、延长承包期的调查》。回来向胡乔木汇报，他没有表现出多大兴趣，或许因为他的注意力已经转移了。这份调查报告后来辗转到分管农业的广东省委常委杜瑞芝手里，他大为称赞，并建议由省委转发，推广江门的经验。
我于春节前夕返京，胡乔木则同家人和秘书、警卫去福建，在那里过春节。
回到北京不几天，1985年2月4日，胡乔木的另一位秘书杨文英告诉我，胡乔木夫妇要我去给胡做秘书。我猜想，此项动议司能是因为广东之行印象尚可，或许也有杨的从中推荐。杨是谷羽的侄女，当过钱俊瑞的秘书，我在1980年同钱一起出访欧洲时就认识她。我向杨明确表示不愿意去。
不料次日邓力群找我谈话，说：乔木同志希望你去当秘书，我说你会同意的。邓当时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兼研究室主任。我因为已有思想准备，便回答说：我不想做这项工作。邓颇感意外，问原因。我说，乔木同志知识渊博，要考虑和处理思想文化领域多方面的问题，我很难适应他的工作要求。这虽是实情，但也有些搪塞。见邓不悦，我便如实交代：我的专业是经济学，想以此报效国家，现在虽不敢说已经登堂入室，但总可以说初入门路了。我今年46岁，今后打算继续在经济研究方面进行努力，不想放弃自己所熟悉的专业知识而从事其他。况且，我遇事爱争论，固执己见，做秘书工作不是我的长处，不必舍长而取短。邓力群没有勉强我。邓是我多年的领导，对于青年人研究学问一向是热心鼓励和支持的。
就在这个时候，我眩晕症突然发作，住进305医院。想到事关重大，在医院里于2月7日、8日分别致信杨文英和邓力群，重申当面说过的意见，以示郑重。我没有答应给胡乔木当秘书，觉得有点对不起他，但尔后无论是胡乔木还是邓力群，都没有再提起过这件事，看来并没有怪罪我。这表明他们的大度，我也因此更增加了对他们的敬重。
出院即收到胡乔木的信：
梦奎同志：
2月13日信收到，谢谢。原附件退还。
我的身体还好。眼疾也已接近于完全复原。你的身体(包括眼睛)倒使我挂念。望经常注意不要过劳。
在粤多承帮助，甚感。我们将于22日离开厦门，先到漳州，24日坐火车回京，因在武汉要作短暂的停留，估计26日可到。以上并望告力群同志。
胡乔木
19／2
此信在厦门未及发。回京后闻尚在医院。顷悉已出院上班，故检出奉上。望仍注意节制用脑，保留后劲。
在穗曾谈及去北大看陈老事，如无不便，可否于下周择一时间同去?
胡乔木
4／3
信中所说附件，是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对胡乔木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建议的批示。事情的原委是：在广州期间，审计署副审计长祁田也住在珠岛宾馆，她是我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时的领导，财会专家，经我介绍同胡乔木谈了一次。胡当时在考虑加强经济监督的问题，同祁田谈话后，给胡启立并胡耀邦、赵紫阳写了一份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建议，随信附有祁田写的对深圳合资企业进行审计情况的材料。赵紫阳在胡乔木建议信上批示，要张劲夫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听取祁田的汇报。我回京后得到赵紫阳批示的复印件，转给了胡乔木。许多人都知道，1982年宪法规定国务院设立审计机关，是出自胡乔木的建议。在广东期间他曾同我谈起过这件事。
信中所说的陈老，是我的老师、北京大学经济系陈岱孙教授。胡乔木在广州期间和我谈起过陈寅恪、钱钟书、朱光潜、冯友兰、顾颉刚、沈从文等许多人，以及他们的成就。胡乔木不熟悉陈岱孙，是从陈的一篇关于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文章注意到他的。
3月20日下午，我陪同胡乔木到北京大学看望三位老教授。首先看陈岱孙。稍事寒暄，胡乔木即对陈说，现在有的学校，包括干部培训，例如大连有个管理干部培训中心，用的完全是美国人编的教材，希望陈先生过问一下经济管理教材的编写工作。陈岱孙未作响应，沉默不语。我见陈面有难色，说了些同他研究领域有关的题目转移了话题。离开陈宅后到燕南园看望了朱光潜和冯友兰。朱中风失语，他的夫人简单介绍了饮食起居情况。冯双目失明，没有说几句话，只是他的女儿宗璞提出，希望给冯配备助手。
回程我对胡乔木说：陈岱孙对经济思想史造诣很深，但编经济管理教材并非最佳人选，未免太劳累他了。而且，据我了解，大多数地方经济管理干部培训使用的《国民经济管理学》大体可用，得到中组部、中宣部和国家经委的认可，印数累计达五十多万册，而大连管理干部培训中心所印教材流布并不广。胡乔木对我的意见表示赞同，说看了陈岱孙的文章，觉得他关于西方经济学既要参考借鉴又不能盲目地全盘接受的意见很好，希望他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加以号召，不是要他具体组织，经济管理教材不必勉强。我立即把胡的意见和我的想法函告陈，很快收到回信。看得出，他简直如释重负：
梦奎老弟：
月之廿一日信顷收到。
太太感谢了。我这几天正在发愁呢。乔木同志所说的事，是一个待决的问题。但我是没这本事插嘴的，当面我又不好断然拒绝，后来你说管理较复杂，还是从西方一般经济学说入手为便，我体会到是为我开脱的。现在能根本釜底抽薪，则大大地更好了。
大半年来，我债台(笔墨者)高筑。本以为春节前可告全部清偿，而未能做到。明天又得去全国政协报到参加年会，则这债务只好再背上一时了。
勿复，并颂
日祺
岱孙
八五，三，廿二
胡乔木这次北大之行，似乎并没有特定目的。我的感觉是，他是作为中央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要对老一辈知识分子表示关心。访问者和被访问者都饱经沧桑且年事已高，彼此没有多少话说，场面有些沉闷而尴尬。
我懒于走动，北大之行后同胡乔木很少往来。值得一记的是以下几件事：
1987年3月初，我写了一篇《关于股份经济的若干思考》，登在研究室的内部刊物上。3月16日，胡乔木致函邓力群：
力群同志：
读了王梦奎同志的文章，受益不少。建议考虑此文可公开发表，以打破自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后经济学界(和其他学术界)被认为“万马齐喑”的局面。这是一篇讨论文章，很有深度。所引数据来源的准确程度需要斟酌一下。
胡乔木
三月十六日
文章4月6日在《人民日报》刊出，并未产生胡乔木所期望的社会效果。当时实行股份制的主张刚被提出，全国只是有个别规模不大的试点，人们还比较陌生，所以反应寥落。我在这篇文章里对股份制作了一些理论分析，认为股份制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一种组织形式，其优点是，构成其总体的各个组成部分既可分解又能合并，可以舍去具体的物质内容而将其间的差别表现为纯粹量的差别，简便易行，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可供选择的形式。我是把实行股份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具体措施进行讨论的，不敢奢望自己一篇文章就能打破学术界万马齐喑的局面。文章发表后，我又收集各种不同意见，以及一些地方实行股份制试点的方案，编了一本《关于股份制问题》，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印数竟达1万册。就我见闻所及，这是经济改革以来国内比较早出版的一本关于股份制的书。
1989年春北京政治风波期间，胡乔木住玉泉山五号楼，曾找我和国家体改委的詹武去作一次短时间的座谈，说是想向中央提出关于反腐败的建议。我讲了关于尽快取消价格双轨制，以及健全市场秩序和加强税收征管的意见，说这是铲除产生腐败的土壤所必须的。后来事态急剧变化，胡的建议似乎并未出手。
1989年邓小平请求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信和中央关于同意邓小平辞职的决定，起草工作落到党的十三大后已经离开领导岗位的胡乔木和邓力群身上。据邓力群说，是杨尚昆向他和胡乔木转达邓小平的意见，要他们两人起草的。邓小平的辞职信是胡乔木起草的，中央决议是邓力群起草的。邓力群找我去帮忙，说是中央要起草这么一个决定，并就决定内容以及写法讲了很明确的意见。我整理成稿后邓力群做了修改，然后一起到胡乔木住所，对两个草稿进行讨论修改。对决定中一句话的表述，我不赞成胡乔木的意见，而且固执己见。胡没有生气，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悄声说：你怎么老不开窍呢。最后当然是按照他的意见改定的，但现在已经记不得是哪一句话了。
1990年春节，我收到胡乔木签名赠送的诗集《人比月光更美丽》。这本诗集，反映了胡乔木旧体诗的深厚修养和对新诗体裁的探索。其中《快乐的女工》、《小鸟天堂》和《专业户》是1984年12月在广州写的，《红帽》和《松林》是在那里修改定稿的。当时胡乔木有不少烦恼，心情是不好的，但这些诗仍然流露出诗人的天真和质朴。
1992年9月，我拿着一束鲜花，到305医院看望生命垂危的胡乔木。他吃力地伸出手和我握，用极其微弱的声音说：谢谢你。他的秘书邱敦红凑到耳边告诉他：上海选您当“十四大”代表。他用更加微弱的声音说：谢谢。他再也没有力量说更多的话，闭上了眼。我在床前肃立片刻，想到从此生死异域，不禁黯然泪下。
胡乔木是公认的文章高手，关于如何写文章有不少精彩的论述。1995年我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时，为青年人编了一本《怎样写文章》的参考读物，辑录的是毛泽东、鲁迅、郭沫若、胡乔木、邓拓、何其芳、胡绳、孙犁等大家关于怎样写文章的论述，其中有胡乔木的两篇：《短些，再短些!》和《怎样写好文件》。这本小册子后来由言实出版社公开出版并且多次再版，流布甚广。我想，如果胡乔木在世，他会高兴的，或许还会选出他认为更合适的文章。
胡乔木长期参与、主持党和国家重要文件和其他文稿的起草工作，用他的文字为中国革命作出过独特的贡献。社会革命和机遇使胡乔木闪耀过光辉，同时也使他的晚年带有某种悲剧的色彩。虽然在他逝世的时候，中央给予很高的评价，实际上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是备受争议的人物，被境内外的一些人视为保守的代表。在几十年来中国接连不断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中，有一种简单地用“左”和“右”划线的深重积习，胡乔木不免也这么做过，最后这种厄运也落到他的头上。这是中国的不幸，也是胡乔木的不幸。
胡乔木是勤于思考的人，对许多问题的观察都有深刻独到之处。他不仅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持否定态度并且做过理论上的说明，对毛泽东的一些重要观点，对马克思和列宁的一些重要观点，甚至对流行的、被认为天经地义的口号，也大胆地提出过批评j在前述自广州到深圳列车上的谈话中，他批评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分工的观点，说马克思的想法是受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他多次表示怀疑，还批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把社会主义国家说成是一架很大的管理机器的思想。在广州同丁峤、张瑞芳等人的谈话中，胡乔木对电影演员赵丹临终前写的一篇引起很大争议的文章表示赞同。他说：赵丹说，党管得太具体文艺没有希望。这个说法是对的。党是政治组织，对文艺本来不应该具体管，何况太具体?即使是艺术组织，比如剧协，也不能管每一个人的创作。莎士比亚的作品如果都由剧协审查，未必能出那么多好作品。胡乔木还同我谈过教育改革问题。我向他反映，中学政治课让学生死记硬背商品二重性和劳动二重性，比大学生读《资本论》还难懂。他说，教育不能沿着老路走，要改革，要从社会需要出发。现在全国有30多所大学设哲学系，我们不需要那么多哲学家，而法科和商科又太少，需要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也要加强。他主张在大学开设一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课程，后来似乎根据他的建议开设过这门课，不知道坚持了没有；还主张设立编辑专业，说编辑是专门学问，后来个别学校也这么做了。还讨论过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会的作用问题，胡乔木主张工会发挥更大作用，企业重要决定要有工人代表参加，还说他批评过工会的领导，为什么听不到你们为工人说话。我从胡乔木的多次谈话中感觉到，他对许多问题是有深入思考的。
胡乔木的晚年，正值中国社会发生大的变革。胡乔木曾经为这种社会变革作过理论论证和热情鼓吹。中国的社会经济变革，是在复杂的国际政治格局变化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变革的广度、深度和速度超过包括胡乔木在内的绝大多数人的预料。社会变革所伴生的消极现象使胡乔木深为忧虑。他对实际经济问题缺乏深入研究，对于社会经济变化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变化缺乏充分的准备；他从理论上或者逻辑上或许意识到了，但面对纷繁的社会经济变局仍然难免不知所措。一般地说，胡乔木在改革开放初期所做的理论上的说明，大体上还是可以从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思想体系中逻辑地得出来的。由此开启的更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所需要的新的理论，就是胡乔木力所不及的了；他努力这样做，但并不都是很成功，有的甚至是失败的。对社会急剧变革时期的理论说明向来很不容易并且充满风险。历史上常常有站在社会变革前列的理论家随着变革深入而不能适应甚至落伍的现象，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和中国的康有为，虽然胡乔木的作用和影响远不能同普列汉诺夫和康有为相比。
或许不能忽视社会政治变局中复杂的人事关系。在广州之行中，我感觉到胡乔木有一种明显的失落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老一辈领导人的大批复出是一种过渡现象，最高领导层不能不从年龄结构上进行调整。新的领导人有自己的笔杆子，胡乔木失去了依托。既然连器重和提携胡乔木的毛泽东，连不计较胡乔木在“文革”末期“批邓”中的表现、排除异议而重新起用胡乔木的邓小平，都说胡乔木“固执”，新的领导人谁还能够很顺手地用胡乔木这枝笔呢?或者说，胡乔木对谁还会像对毛泽东和邓小平那样恭谨呢?胡乔木并不善于处理复杂的人事关系，何况在某些问题上他们并不是没有意见分歧。胡乔木并不摆谱，他是秘书出身，平易近人，就我的接触和观察，觉得他对年轻的领导人是尊重的，甚至对年龄和地位悬殊的青年人也往往是热情和客气的。即使如此，仍不免陷于进退失据的窘况。胡乔木逝世前不久在重病中写的一首诗里，发出“晚年遭遇颇离奇”的感叹，并且说“自古功成身合退”。如果功成身退，及时离开政治的前台，他的晚年或许会过得更洒脱轻松些，留下的遗憾也会更少。
胡乔木是“学而优则仕”，由“士”而人“仕”。他具有官员和学者、传统知识分子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多重性格，是以笔作为武器的职业革命家。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和诡谲的社会政治变革中，他有太多的所历所见所闻，在思想和作风上留下深刻的印记，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言论和行动。更因为主管理论和宣传工作，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社会对于他的关注达到高峰。褒的，贬的，褒多于贬或贬多于褒的，都大有人在。这或许并非胡乔木的不幸，凡夫俗子哪能引起人们如此广泛的关注呢?中国社会处在深刻的变革之中，对于许多人物和事件都有争议，是正常现象，不过意识形态领域首当其冲，此中人又多舞文弄墨，掌握媒体，显得异常热闹罢了。时转势易，社会关注的热点也在迅速变化。现在人们对胡乔木的关注早就淡化，一些青年人甚至已经不知胡乔木为何许人了。是的，胡乔木已经成为历史人物。
1984年底在广州期间，我曾建议胡乔木集中精力撰写回忆录，宁可少干一些别的事。我认为这是他晚年所能够做的对社会也是对自己最有益的工作。他未置可否，但终于没有动手。据说直到逝世前一年，即1991年6月，他才下了写回忆录的决心。实在是太晚了，结果只留下《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中的几篇“谈话录”，以及由龚育之和郑惠等人代拟的写作提纲。这是无法弥补的遗憾。好在他晚年自己审定了《胡乔木文集》一至三卷和诗集，他逝世后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统称“乔木文丛”的几本专题文集，使他的文字遗产得以比较完整地流传，此亦不幸中之大幸也。
我没有在胡乔木直接领导下工作过，加之年龄和地位悬殊，同他的接触不算多。这篇文章不是全面评论胡乔木，而只是记下个人交往中的一些琐屑印象和回忆，作为纪念。
摘自《百年潮》2008/9
(责任编辑：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