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粟裕是一位基本上没有受到冲击的开国大将。他不是元帅却进入军委常委，开我军之先河。这一现象在开国将帅中是极其罕见的。“文革”期间谁保护了他？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是怎样的？他与林彪、“四人帮”集团是如何相处的？他为党为国为军队都做了哪些工作…… 

 

　　毛主席说“粟裕有战功” 

　　1958年军队发生了一次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粟裕被莫须有的罪名撤掉了总参谋长的职务。此后，他被调到军事科学院任副院长。这实际上是个闲职，也就是没有了在军事第一线工作的权力。到了“文革”中，在有些人看来他不过是一只“死老虎”，斗争的锋芒主要不是针对他了。 

　　更重要的是，毛主席说“粟裕有战功。” 

　　1967年3月，周恩来总理找他谈话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毛主席说，粟裕有战功！你一时还是打不倒的。” 也正是最高统帅的话，才有了他在“文革”中忍辱负重的特殊经历。 

　　但是，在“四人帮”的黑名单上，却列上了粟裕的名字。在军事科学院，有造反派扯起了“打倒叶(剑英)粟(裕)王(树声)”的旗帜。在京西宾馆，有人成立了他的专案组，开始查他的所谓“特嫌”的问题……到了1967年，“中央文革”大反所谓“二月逆流”，有人在国防工办也喊出了打倒粟裕的口号，贴出了打倒粟裕的大标语，说他是“二月逆流”的成员。 

　　这个时候，周恩来出面了。第二天在国防工办的造反派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手里举着毛主席语录，厉声质问：“谁说粟裕是二月逆流的成员，你站出来！”“谁说的，你站出来！”“谁说的，你站出来！” 周恩来连说三遍，没有人敢站出来。粟裕这才没有被打倒。 

　　1970年1月，当粟裕任职的国防工业军管小组解散时，周恩来总理又一次把粟裕召去，进行个别谈话，他对粟裕说：“部队你已回不去了，就留在我身边，在国务院做点工作吧！”就这样，粟裕留在国务院业务组，再一次得到了保全。 

　　毛泽东也没有忘记立下了“淮海战役第一功”的粟裕。1967年7月，毛主席亲自指示任命粟裕兼任中国科学院军事代表。1972年，在陈毅追悼会上，毛泽东主席更是紧紧握着粟裕的手说：“井冈山时期的战友不多了。”毛泽东的一句话，使身处逆境的粟裕感到了莫大的欣慰。也正是有了毛泽东对粟裕的一系列关照，“四人帮”才不敢动他。后来，毛泽东逝世后，他参加了悼念毛泽东的大部分活动，每次都眼眶湿润。 


　　

　　林彪欣赏粟裕的才能 

　　粟裕得以保全可能还和林彪对他军事才华的欣赏有关。林彪欣赏粟裕是众所周知的，解放战争中其他战区的战况通报林彪基本不看，华野的战报林彪都认真研读。豫东之战胜利后，林彪感慨地对刘亚楼说：“粟裕尽打神仙仗。”见刘没听懂，就解释道：“像豫东战役那样的仗，我是不敢轻易下决心打的。”林彪自比天马，从不夸赞其他人，惟独对粟裕是个例外，而且把粟裕的用兵比做神仙。 

　　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批判粟裕时，站出来替他说话的主要是林彪四野的将领。1965年10月，当时主持军委会议的林彪特意找到在上海养病的粟裕说：“你现在身体不好，好好养病，病好了后要多到军队走走看看，了解军队的现状，有什么建议就对我讲。”粟裕感到林彪当时还是比较真诚的，就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林彪表示同感。 

　　11月叶剑英到上海，粟裕向叶汇报了林彪找他谈话的情况和原准备回军科院换其他同志休息的想法，叶表示：军事科学院就让宋（时轮）、钟（期光）去搞，要准备打仗，你是战将，要把身体养好，准备打大仗、接大班。叶还要军事科学院组织一个班子，随粟裕下部队去搞调查研究。 

　　1969年，中苏边境紧张，在林彪的同意下，由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政委纪登奎出面把粟裕大将请出来，由其出谋划策。粟裕果然不辞劳苦，带了几个军事参谋跑到中苏、中蒙边境防区漫山遍野地转了几个月，搞出了一份防御作战方案，经军科院等所谓专家看过后予以肯定。 

　　可能是这些原因，林彪集团在“文革”中没有猛烈地打击迫害粟裕。 


　　

　　庐山会议上“一声不吭” 

　　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是在浓浓的云雾中召开的。没有参加那次会议的人是很难理解当时山上的气氛的。 

　　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一些受难的老同志托粟裕转信。粟裕处理的原则是，凡是托他呈送周总理的，他都转上去。但是一些军队干部托他向林彪及其死党转呈自己的申诉时，他都一律拒绝。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并不能直言，推脱说：“我很难得见到他们，要相信党，问题总会解决的！”有时引起一些同志的误解而伤心，他亲自看到有的含着泪水离他而去，只能叹一口气，来控制自己抑郁不平的心情。 

　　粟裕是带着军事科学院的中央委员上山的，他们被编在了西北组。在周恩来宣布了会议议程以后，毛泽东问：“谁还讲话？”林彪说：“我想说两句。” 

　　于是林彪就在开幕会上作了一个很有点火药味的发言。他攻击那些同意不设国家主席的人说：“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地位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 

　　粟裕听了林彪的这个讲话以后，并没有引起更多的重视。但他隐约感到这里面有点什么潜台词。 

　　第二天，就有人开始串联了，吴法宪要求全会听林彪的讲话录音，还说，有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人等等。到了8月24日的下午，陈伯达、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分别在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和西北组发言，支持林彪的讲话，不点名地攻击张春桥等人。会议的气氛越来越紧张。 

　　这时候，粟已经预感到这里面有名堂，是两个集团之间的斗争。而对这两个集团，粟裕都有自己的看法。对林彪、江青的所作所为，他是怀有高度警惕的。 

　　由于林彪集团的主要力量在军队，也就有人来找粟裕，要他“赶快表态吧”，“到了该表态的时候了”。粟裕听了，没有说话，没有表情。到了25日，华北组的发言作为全会的六号简报发到了粟裕手上。他更加感到事态的严重———这绝不是个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 

　　由于有了这个六号简报，设国家主席的呼声越来越高。有的组通过了决议，要求宪法草案一定要写上设国家主席，一定要让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还有人说毛主席实在不愿当，可以让林彪当。 

　　军事科学院的几位中央委员怎么办呢？总得有个态度吧。有人对粟裕说：“粟老总，咱们也该表态了吧。” 粟裕说：“别急，再等一等。” 

　　按说他是军队的代表，应该表示支持林彪的意见，但他就是不吭声。他觉得这背后有名堂。果然不出所料，当天下午，他出席了各组组长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主席在会上大光其火，点名批评陈伯达等人的发言。 

　　会议决定，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六号简报。这时候，小组的同志们才感到粟裕的深思熟虑。要表态的同志找到粟裕，说：“多亏了你，要不然我们就犯错误了。” 


　　

　　在江青面前装聋作哑 

　　1975年的四届人大要开幕了。军队代表团组成以后，粟裕被推举担任了解放军代表团的团长。那时正是政治斗争激烈的时候，江青一伙企图组阁的阴谋被挫以后，怎么能甘心呢！对这一点，粟裕是心中有数的。他一面邀请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接见全体代表，一面高度警惕“四人帮”一伙插手军队，拉拢部队代表。 

　　会议刚开始不久，江青就让她的办公室工作人员打电话，说是要到军队代表团看看。粟裕听了没有理会。江青不甘心，便自己闯到解放军代表团住地，粟裕只好应付。当时在场的还有几位代表团副团长，而代表们均分散在各自房间看文件。谈话间，一位副团长慑于江青的“威势”，当着江青的面提醒粟裕说：“粟裕同志，是不是把代表团集中起来，请江青同志给大家讲讲话。” 

　　粟裕赶快和旁边的一个人说话，装作没听见，他希望江青也没听见。谁知那位副团长不理解粟裕同志的意思，真的以为他没听见，又说一遍：“粟裕同志，咱们集合全体代表，请江青同志作指示吧。” 

　　在别人看来，粟裕这回是听清楚了。可他依然和那位同志说话，没理这个茬儿。江青这时已经完全明白了粟裕的意思，便站起身，愤愤地走了。有人说，粟裕的耳朵很灵的呀，怎么就是没有听见要请江青同志讲话呢？ 

　　事后，江青也没能对粟裕怎么样。因此，有的老同志对粟裕说：“装作听不见，也是你对付江青的一招呀！”粟裕只是笑，不作回答。 


　　

　　粟裕怒斥“政治流氓” 

　　1967年，林彪、江青一伙以“莫须有”的罪名制造了所谓的“二月逆流”事件，军内外掀起一股“反陈（即陈毅）”、“揪陈”的歪风。有一次，粟裕在京西宾馆遇见了陈毅，两个人握手握了好几分钟，又说了十几分钟的话。粟裕的秘书当时有点急了，怕别人看到说闲话，因为陈毅那时候已经被点名了。陈毅也不想因此连累粟裕，因为粟裕刚刚被任命军委常委。临别时，粟裕对陈毅说：“军长（新四军时陈毅就是粟裕的军长），请保重。”陈毅病重住院期间，党中央规定探望的人必须经中央同意后方可。粟裕连续申请了两次，第二次才被批准，在医院里和陈毅聊了十分钟，这也是他们俩最后一次见面。 

　　1968年夏，粟裕得知陶勇夫妇在上海双双自杀的消息，震惊不已。陶勇是粟裕的老部下，是新四军中以勇猛著称的战将，解放战争期间曾任兵团司令员。建国后，陶勇长期担任东海舰队司令，兢兢业业，不辞劳苦。“陶勇怎么会自杀！”粟裕愤怒地说，“这件事一定要查清楚！”不久，有人上门来搞陶勇的外调，声称某大人物已认定陶勇是不折不扣的现行反革命。“陶勇怎么会是反革命？”粟裕毫不畏惧地说：“陶勇是个怎样的人，我不比你们了解吗？”他以少有的激情，高度评价了陶勇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功绩。几天后，军委办事组送来了一份文件，是关于开除陶勇党籍的，要粟裕表态。粟裕坚定不移地说：“我不同意这么做。人都死了，还搞这些做什么！”粟裕顶着压力派专人去上海寻找陶勇的儿女，照顾他们的生活。林彪事件后，粟裕立即给中央写信，力主为陶勇平反。1972年12月8日写信给海军政治部，对“陶勇专案小组”所谓陶勇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问题提出不同意见，并写了证明。1973年5月16日又对海军党委关于陶勇问题复审平反结论中几个不符合事实的提法提出意见。在他的亲自主持下，这事最终得以实现。 

　　1975年6月一天傍晚，奉邓小平之命南下的粟裕完成任务返京经过上海时，特意会见了“文革”中被整刚刚得到解放的上海市委原书记陈丕显。为了不引起注意，粟裕会见陈丕显时，不让他来，而是自己和他的夫人楚青不顾风险，不坐车步行前往。陈一见到粟裕，就对他早在“文革”初期对他们全家的关怀表示感谢。原来，当陈丕显身陷逆境时，粟裕亲自把陈只有十来岁的幼女，托付给一位老同志照料，又冲破阻力，帮助陈一个被诬陷为“反革命”的儿子安排工作。当陈丕显向他诉说了自己在十年动乱中遭受的迫害时，粟裕不等他把话说完，就愤怒地说：“这一伙人，是可恶的政治流氓，是道道地地的蜕化变质分子。” 

　　1984年2月15日下午2时，粟裕走完了他光辉的人生之路。 

                                    摘自《新闻午报》2008-10-05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