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形势摧枯拉朽之时，作为大国“总理”，却在一个破屋子里，专注当一个裱糊匠。这种“人杰”，正如启超所称，为“庸众中的杰士”，所谓“庸众中的杰士”，毕竟还是庸才而已。

作为“改革总策划”的李鸿章，其推行的洋务运动，只学技术不学政治制度，充其量是对“破房子”进行“裱糊”而已的半拉子工程。势必被浩浩汤汤的世界潮流所淹没。日本发动的甲午战争是打向“庸才改革”的最响亮一记耳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

“国家太大，人心不齐”——这是一个国家堂而皇之不进步的理由吗？只不过是抱残守缺的庸官不作为的借口罢了。

看伊藤博文当年，明治维新前，反对改革的幕府军何等猖獗，他们打得改革派西乡隆盛大败自杀，日本改革派随时都有性命之忧，其艰难程度数倍于大清洋务派，然而伊藤博文在西乡隆盛死后，毅然加入长州藩军队，继续追随大久保利通改革阵营，反对幕府统治，力主“开国进取”。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

伊藤是以身家性命，推动一步到位的变法维新。从而使日本迅速在亚洲傲然崛起。伊藤改革的彻底性，岂是拖泥带水的李鸿章所能比拟的吗？

翻看《马关条约》那段历史，必须承认：李鸿章对改革的见识与胆略，比伊藤博文差了一个档次。以李鸿章的胆略，即便放到日本，怎么会比不惜牺牲自己生命也要推进彻底改革的伊藤博文干得好呢？

在胜利者面前，必须指出失败者的残缺。享用着胜利者谀辞的失败者，除了自欺欺人、自我开脱之外，剩下的恐怕只能是——下一个失败的轮回！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作为不同，当然是与他们所处的内外环境有关，但最根本的还是思想所决定的不同“物种”的巨大差距。

一个是封建官僚，一个是近代政治家，一个是旧地主阶级，一个是新兴资产阶级，如此差距，岂不正环环相克，天敌俱现哉？

伊藤博文从思想上，已经完成了由一个开明“藩士”到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质变。明治年间的日本的一切进步的设施，可以说得均由他创始由他完成。他是明治政府中倡导“欧化政策”的主要代表人物。

早在明治维新始初，他已“具有新文化思想”，木户孝允称赞他“欲在日本做新文明的开拓事业”。1872年，随岩仓使节团在美国逗留期间，他在草拟的《奉命使节要点》的长篇意见书中说：“以我东洋诸国现行之政治风俗，不足以使我国尽善尽美。而欧洲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产，皆超绝东洋。由之，移开明之风于我国，将使我国民迅速进步至同等化域。”

在人才的发现与培养上，伊藤尤其显露出与李鸿章迥然不同的新伯乐思想：1879年，他提出建立近代资产阶级教育体系，反对以“仁义忠孝为本，知识才艺为末”的儒学复辟逆流，坚决主张把“知识才艺”放在所谓“道德之学”的前面。

19世纪80年代，伊藤支持外相井上馨提出的“欧化政策”，大力推行“文明开化”，在日本开辟了“推行欧化主义时代”，力图使日本在对外关系和文化上“脱亚入欧”。他“喜好洋风”，甚至带领大臣举行化装舞会，自己装扮成为威尼斯商人。尽管此事闹得满城风雨，一时传为笑谈，但从中也可看出他在推行“文明开化”、转移社会风尚方面一往无前、不遗余力。

当时世界的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这是近代化国家的根本国家之道。而晚清的国家之道只是被动地换汤不换药，既缺乏近代国家思想，更没有近代国民观念，这种国家之道造就下的官员，即便是洋务派，充其量也不过是具有一定资本主义意识的封建官僚，比起资产阶级改革家来，差的不是一丝半毫。

虽然伊藤博文还具有一定的封建意识，他大力推行“天皇制的立宪政体”，与欧美近代民主政体相比，固然还相距甚远，但毕竟推动了日本的质变——一个近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开端。而裱糊匠李鸿章所致力的“皆务增其新而未尝一言变旧”的晚清，仍只是中世纪封建王朝的苟延。

不同的“物种”有不同的胆识。思想的局限，使李鸿章不停做出荒唐之事。

关于李鸿章的生存哲学与外交作为，常使我想起一个小故事——

某人卖母，语买者曰：此吾母也，汝当善待之。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