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8月，天津市大邱庄企业集团总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禹作敏，在接受了对他犯罪事实的认定和判决之后，发出了半是对司法人员半是对自己的感叹：“又成一个典型了!”这是说他作为一个农村基层干部，曾经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带领长期贫困的大邱庄农民脱贫致富，成为“全国十佳优秀农民企业家”；而现在，又成了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的重罪犯。
大邱庄发展变化最重要的一条是有“禹作敏这么一个人”
给大邱庄和禹作敏头上戴“中国第一村”、“全国十佳优秀农民企业家”等光环，都是当之无愧的。因为我曾亲眼目睹过。1985年春，我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借在天津开会之机慕名到大邱庄参观了一天，就大邱庄改革发展的情况同禹作敏作了深入交谈，而且谈得很投机。我仍以记者的作风，“打破砂锅问到底”，毫无顾忌地提了很多问题，而禹作敏未拿一片纸、未询问一个人，直率而不无激动地一一讲述。已谈两个多小时了，有人告诉他中央一位副部长来参观，他请另一位村领导去接待，继续与我谈，接着一起吃午饭。
禹作敏长我十多岁，午饭后我劝他回去休息后，自己就满村子转。转到印刷厂，厂房很大，工人很多，由于他们印得快、差错少，华北、东北等地的很多活到这里印。我分别与拣字、装订的两位小姑娘交谈了几句，她们都不是本村人，干活儿很利索。厂里实行计件工资，我估算了一下，一个月最多可拿到400来元，在当时是高工资，所以在交谈过程中，她俩几乎没有顾上看我一眼。我又转到轧钢厂，厂长姓刘，按他们的分配办法，他的年收入三万多元，人们因此叫他“刘三万”。我在村里碰到一个30多岁的人，他曾经人介绍在内蒙古包头钢铁厂工作过十几年。本村发展起来了，禹作敏叫他回来，他就辞掉了“铁饭碗”，现在是村中层干部。听说我是内蒙古来的，他就主动过来陪我转了两户人家，介绍了不少情况。我得知禹作敏在几年里为全村200多条光棍汉成了家后，马上明白了群众为什么对他那么感激，便半开玩笑地说，禹作敏在大邱庄，有点像土改后毛主席在全国人民中的威望。下午三四点了，我转到了禹作敏家，禹作敏搂着孙子，睡觉刚起来。他家约有六七间一排平房，像一串糖葫芦，院子中间隔了一堵墙，开着一个小门，靠里边住着他的大儿子。房子不算小，房子里放着立柜、缝纫机等，最耀眼的是一台落地大摆钟。后来那个包钢“老乡”告诉我，禹作敏当时拿的工资要比“刘三万”少许多，且是应多拿而他不拿。我对禹作敏的整体印象：确实富起来了，但仍是农民的本色。
我曾向许多人讲过基本看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邱庄发生了奇迹般的发展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有“禹作敏这么一个人”。禹作敏就是本村人，识点字，较早入党，敢讲真话。公社化后他曾做过公社的统计、生产队长、会计等，但多数时间是担任大邱庄党支部书记。在当时的政策下，加上土地严重盐碱化，全村2000来口人耕种4000多亩地，长期吃不饱肚子。禹作敏在“大办食堂”、“五个月革命”、“四清”运动及“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过别人但更多的是挨批判，他说都算“积极分子”。在数次检讨中他有过“不通”，但一想到是毛主席、党中央的要求就“通了”。如江青推广小靳庄唱戏、赛诗活动，他尽管厌恶但还是去了。禹作敏对粉碎“四人帮”发自内心拥护，特别是小平同志复出后反复强调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观点及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促使他回想了当干部20年的“功劳”?“苦劳”?“疲劳”?……有时想得彻夜不眠。就在根据上级要求，安排他在群众大会上“讲清楚”时，他脱口讲出大意如下的一段话：我当大队支书这些年的错误，就一条：没能让大伙儿富起来。我就不检讨了，只请求再给我三五年时间，如果咱们大邱庄的面貌还改变不了，我更没必要检讨了，马上下台。大邱庄的农民被他的“真言”感动了。禹作敏又甩开膀子大干了。据报道，1990年大邱庄上交国家税金和全村人均收入分别为1993万元和21800元，分别比1978年增长210倍和270倍。
禹作敏钓悲剧是“没有人管他”
如果说禹作敏出了党政纪范围的任何问题，我都不会感到意外，因为我从和他交谈后就一直存在这个担心。我对大邱庄奇迹般发展变化的另两点看法，就是那段时间“没有人管他”、周围没有“竞争者”。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禹作敏认准了为群众谋利益这一条，劲头十足。他所干的事别村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就办得差不多了。大邱庄办企业是和土地“大包干”同时进行的。那时，对社队企业没有多少明确规定。如办轧钢厂，当时的钢材很紧缺，完全是计划管理，没有社队企业这一说。他就派出60来人到全国采购。记得当时每吨钢材是800多元，而他实行的是买回一吨给1200元，钱怎么花他不管。当时就有人说我“话中有话”。确实是这样。我感觉，当时的禹作敏“财”比较大了，1984年全公社22个大队工农业总产值2亿多点，而大邱庄就超过6000万；“气”也比较粗了，只讲想干事，想干大事，对可能遇到的困难却几乎没有提及。特别是在我离开前，他讲到对县里有关部门在进口设备、使用外汇等方面的审批办法和作风不满，对有的地方领导干部更表现出了不屑一顾的情绪。我当时认为他的很多意见是对的，但在那时，党政部门的管理制度、工作人员的作风也是客观存在，担心他处理不好会栽跟头。
我1990年底调广电部工作后就想再去大邱庄看看，想再与禹作敏交谈交谈。我在1991年从电视里看到禹作敏接受采访，他在讲到领导干部配国产汽车时，说了大意如下的话：我就是个农民，没有级别待遇，我就不管这规定那规定，就坐奔驰，我们自己挣钱买的，怎么了?我马上就同几年来听到对他的一些反映联系了起来：如此不得体的话竟然说得如此“理直气壮”，恐怕“快了”?！1992年底我正在桂林参加金鸡百花电影节，又从电视里看到禹作敏对中央关于控制基本建设政策发表看法，大意是他那里不仅不需要控制，还应大上。我明显感觉到他的情绪已近乎“目无一切了”。我有些焦急，很想快去看看，可不久就得知“大邱庄出事了”、“禹作敏犯事了”。
禹作敏威正反两个典型令人深思
得知禹作敏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后，我首先的反应是震惊：这两个“典型”的反差太大了，而且他犯的是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非法管制罪……都是重罪，特别是居然有了自己的“武装”，这对发生在一个行政村的案件，确实是个“典型”。
对此，我一方面认为禹作敏罪有应得，咎由自取。我在很多场合说过：在法律面前只认证据，其他的任何理由都没用，我还举刘青山、张子善案件为例。但另一方面，我更多的思考是禹作敏在大邱庄所犯罪行属“三尺冻地”，非一日之寒，而且至少在大邱庄许多事是公开的。那么，在禹作敏成两个“典型”之间，我们有关党委、政府应做些什么，能做些什么，可否防止禹作敏走到这一步?多年以来，我在学习、工作和调研中，逐步形成了一个观点，就是在一个地区、部门、单位或一项事业的发展变化中，其管理制度、政策措施和思想作风等，由正确代替错误是必然规律，实现的方式无非三种：一种是能始终保持自觉，因而总是能做到主客观相一致，进而达到预期的目标，发展变化很快；第二种是走了弯路，但能“迷途知返”，付出一定代价后再回到符合客观规律的路上往前赶；第三种就是“物极必反”，包括死守错误一意孤行，直至撞到“南墙”，头破血流之后猛醒，也包括在原地踏步“混日子”，被历史的车轮远远抛在后面才醒悟，都是付出巨大代价后才回到符合客观规律的路上。
这三种方式的决定因素，主要是这个地区、部门、单位和某项事业领导班子的主要负责人。而当前形势下，上级党政组织和主要领导者的工作也起着决定作用。
在社会实践中，第三种情况一般都是少数。发生这种情况，对一个地区、部门、单位和一项事业来说，尽管代价很大也还可“亡羊补牢”；而如果出在一个人身上，那就会无可挽回。不仅因为人生短暂，更因为“树人需百年”，特别像禹作敏那样在长期正反面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先进典型，一旦走向反面，本人完了，负面影响也会很大。我常想到，如果我们能够早一点在大邱庄撤村建镇、政企分开，或公安部门在大邱庄设派出所，把那里的社会治安管起来，第一起命案或许可能避免或及早查处，进而使第二起命案及其引发的一系列案件的发生得以避免；如果我们上级党政领导对大邱庄党委及禹作敏能进行经常性的监督和提醒批评，或许可能使禹作敏“迷途知返”。即使中途撤换也比“物极必反”要强；如果我们报道过大邱庄的各级媒体能够深人采访，掌握到全面的真实情况，进而在作正面宣传的同时也能进行舆论监督，或许能够警醒禹作敏收敛，警醒干部群众给予约束，警醒有关领导早做工作。
禹作敏成了两个“典型”，无疑是中国农村改革开放过程中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的一种现象。禹作敏经受住了中国农村“左”的错误时期贫穷的考验，进而成为改革开放中率先致富带头人的先进典型，却没能经受住富起来改革发展的考验：经济上变富了，可思想作风上却又变回到“封建地主”了。这个“轨迹”有一定的代表性。对像禹作敏这样的农村基层干部，不用或把他“管死”，不符合党和人民的利益，但用而撒手不管就会走偏。我常想，中国最大的国情是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党情是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大多数，对党员特别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始终是党的建设中重要的内容。实践证明，越是有较强能力、越是取得大成绩、越是出了名的党员干部，越不能放松教育，最现实的就是“两个务必”教育。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讲，不论出身于哪个阶级的党员，人党后的言行里就只能以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为指导。但党员头脑里的正确思想不可能是原来有的，也不可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要经过学习实践和教育的；在头脑里已经有了的正确思想也不可能一劳永逸，特别是有些党员手中的权力和金钱增加以后很容易“变”。所以，共产党员首先是领导干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对党性的修养锻炼，对错误思想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对行为的监督和接受监督等，均应是“终身”的，不能有例外。这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法宝，随着执政时间的推移，更是宝中之宝，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对我国农村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改革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了决定，最近中央又决定大幅增加对“三农”的投人，令人振奋。我与许多同志一样，就是担心落实中拖延或走了样。这其中的关键在人，千万基层干部是党在农村执政的骨干；而关键的关键又在组织、在领导。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牢固确立一个观念：在新形势下形成一个有志于农村工作并相对稳定的基层干部队伍很不容易，不仅因为新形势下留人难，而且诱惑“失足”的因素多而难辨，几乎随时可能发生。因此，各级党组织必须对他们“坚决支持、热情关心、严格要求”，三者缺一不可，一刻不可放松。特别是上级领导必须极端负责，旗帜鲜明，言行一致地做工作。
摘自《百年潮》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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