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利亚曾经是20世纪3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苏联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长期担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苏联内务部长的要职，手中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是苏联政治舞台上显赫一时的重要人物。贝利亚还曾领导苏联原子能委员会，为成功研制原子弹做出巨大贡献，因此获得列宁勋章和一等斯大林奖金，被称为“苏联原子弹之父”。但在1953年6月下旬，苏联当局突然逮捕并处决了贝利亚(时年54岁)，发生了轰动一时的“贝利亚事件”。此后，贝利亚被说成是“为外国资本利益”服务的“叛徒”和“十恶不赦的刽子手”。后来透露的消息，特别是苏联解体以后的解密文件说明，贝利亚在苏联历史上是有功有过的，绝非一无是处。最近几年国内翻译出版的《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元帅和总书记》和《我的父亲贝利亚》等著作，已对贝利亚的生平作出客观评价，认为贝利亚“是一位遭到诽谤和被不公正地描绘成血腥恶魔的政治家”。而在我们国内，一些学者至今仍然固守过去的观念，全盘否定贝利亚，指责他“坏事干尽，杀人如麻”。这种说法，显然言过其实，应该予以纠正。这里，笔者仅叙述有关贝利亚其人的三个重要问题。
贝利亚和“大清洗”
苏联官方当年说，贝利亚要对苏联历史上的大规模镇压负主要责任。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谈到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大清洗”时说：“在捏造种种卑鄙可耻事件的时候，起着最卑鄙作用的是贝利亚，他是受斯大林信任的一个党的凶恶敌人”、“这个坏蛋是踏着无数尸体走在梯子上步步上升的”。苏共中央1956年6月30日《关于克服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决议说：在贝利亚“窃取了国家保安机关的领导地位之后”，“苏维埃法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发生了大规模的镇压”。这样，就把苏联“大清洗”的罪责主要加在贝利亚头上。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
众所周知，苏联负责肃反的内务(保安)机关，先后更换了好几任领导人。最早是捷尔任斯基，1934—1936年是雅哥达，1936—1938年是叶若夫，1938年12月以后才是贝利亚。而苏联的“大清洗”运动，主要发生在30年代中期，尤其是1936—1938年，即雅哥达和叶若夫的任期之内。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也说：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刺以后，违反社会主义法制的大规模镇压和残酷行动就开始了”；“1936年以后，大规模镇压行动发展到可怕的程度”，“被捕的人数增加到十倍之多”；“就1937年的卑劣手段而言，叶若夫应受谴责”。可见，“大清洗”的高潮并不是发生在贝利亚的任期之内。
贝利亚是1938年7月被任命为叶若夫的副手，担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的。同年12月，他才取代叶若夫，担任内务人民委员。如果说，叶若夫取代雅哥达标志着“大清洗”运动空前加剧的话，那么，贝利亚取代叶若夫却预示着“大清洗”运动开始刹车。事实是，贝利亚在缓和“大清洗”运动方面起了积极作用。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说：“大量逮捕的浪潮在1939年开始后退。”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对此作了具体描述，说贝利亚从格鲁吉亚调到莫斯科，在内务机关任职之后，常对他(赫鲁晓夫)说：“这里发生的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们正在到处抓人和关人，甚至包括一些省委书记。整个事情搞得太过头了。我们必须及早停止它，免得太迟了。”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还说：1939年2月，联共(布)中央召开全会，“讨论一个谴责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过火行为和滥用职权的决议案。过去三年来一直盛行着的恐怖得以有所缓和，一般都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贝利亚的影响。人们得出结论，认为贝利亚在接任人民委员后曾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做法进行过一次调查，然后说服了斯大林，请他批准一系列建议”。也就是说，贝利亚上任后，“大清洗”运动开始刹车了。
关于贝利亚在缓和“大清洗”方面的积极作用，还有不少材料可资证明。瑞典的霍姆伯格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和平的反革命》一书中说：“早在1939年，人们就看到贝利亚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发表多篇文章，他积极协助在清洗中被不公正地开除出党的数以万计的人恢复党籍，他还拯救了数以千计的人免于无辜坐牢和流放。”著名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让历史来审判》一书中说：贝利亚上任后，“大规模的镇压暂时停止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已经准备好了的几十万个案件暂时被搁置在一边，而这些案件本会使几十万人遭到逮捕和枪杀”。该书接着说，当时贝利亚还进行局部平反工作，首先被平反的是红军的一些指挥员，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了卫国战争的英雄，如罗科索夫斯基元帅；一些科学家也被平反了，如著名的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许多党、苏维埃和共青团的干部也得以平反。俄学者姆列钦在苏联解体后出版的《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一书中说，仅1939年“从劳改营释放了223600人，从教养营释放了103800人”。
以上说明，贝利亚不仅不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大清洗”的罪魁祸首，而且还对停止“大清洗”起了积极作用。当然，贝利亚也不能说是清白无辜的人。他长期掌管内务部，在当时那种形势之下，错捕错杀的人也不会太少，手上也沾有鲜血。《让历史来审判》一书说，贝利亚在缓和“大清洗”的同时，在1939—1941年间仍然进行了镇压，叶若夫时期留下的一些判处死刑的案件，贝利亚时期也加以执行了，一批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军人回国后又被捕了。特别是二战以后，苏联又发生了“列宁格勒案件”等，处决了一大批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对这些案件，贝利亚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一书说：“历史学家认为，贝利亚在镇压中的过错并不比从莫洛托夫到赫鲁晓夫这些政治局委员的过错大。只不过他在1953年夏天的政治斗争中输了，于是把他变成了替罪羊，把一切罪过都推到他身上去了。”
贝利亚在新大林逝世后推行的改革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出现严峻的形势，过去积累的矛盾和问题迅速暴露出来，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势在必行。当时，苏共领导集团的多数成员都意识到必须进行改革，赫鲁晓夫在夺取苏联党政大权之后也顺应民心，从批判个人迷信和平反冤假错案入手，大张旗鼓地进行改革。然而，当时最先和最清楚地看到改革势在必行，而且最早起来推进改革的人，恰恰是贝利亚。诚如《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一书中所说，“贝利亚在斯大林死后到他被枪决的不足四个月时间里，以激进改革的主要发起人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当时，贝利亚不仅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推进改革，而且在其他各个方面提出许多改革主张。
一是提出反对个人迷信。1953年6月10日，《真理报》发表一篇未署名的文章，题为《共产党是苏联人民的指导力量和领导力量》。文章指责个人迷信是“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批评个人迷信“直到最近仍在宣传工作中”传播。这是苏联开始反对个人迷信的最早征兆，而这篇文章的发表显然和贝利亚有关。据1953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的解密文件透露，米高扬当时在会上发言指责贝利亚说：“斯大林同志刚刚去世，贝利亚就激烈地反对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这说明，贝利亚恰恰是最早提出反对个人迷信的苏联领导人，而赫鲁晓夫正式批判个人迷信是在1956年2月的苏共二十大。
二是开始实行大赦。在贝利亚的积极推动下，离斯大林逝世还不到1个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便在1953年3月27日颁布大赦令，大批释放那些“对国家并不构成重大危险”的罪犯。结果，有120万人被释放，40万人的案子也被停止侦察。这次大赦无疑是震动社会的一件大事，也是一个良好的开头，随后几年苏联又两次宣布实行大赦。
三是开始平反冤假错案。斯大林逝世后，贝利亚立即建立4套班子，分别对斯大林晚年的几个重大案件进行审查。1953年4月4日，苏联内务部发表通告，宣布为“医生案件”平反，释放了被冤枉的9名医生，恢复了他们的名誉。当天，贝利亚签署一个命令，指责内务机关的侦查工作存在粗暴践踏法律现象，要求禁止对犯人使用暴力和体罚，销毁一切刑具。随后，贝利亚又为“明格勒尔案件”平反，释放了为此被捕的一批格鲁吉亚领导人，恢复了他们的名誉。贝利亚还为其他许多人平了反。例如，二战以后因“克里米亚案件”被捕的莫洛托夫的夫人，被从集中营直接送到莫斯科，由贝利亚亲自交给了莫洛托夫。所以，苏联的平反运动实际上是由贝利亚开始的。
四是提出许多改革主张。除了大赦和平反之外，贝利亚还提出其他许多改革主张。例如，贝利亚主张缩减军费，用于发展经济；主张实行党政分开，工业农业等经济问题要让政府去管，党的机关不要插手多管；主张扩大集体农庄庄员的宅旁园地；主张扩大各加盟共和国的权力，多使用地方民族干部，不要到处派俄罗斯族干部当第一把手，搞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又如，鉴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比较紧张，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完全破裂，贝利亚主张对东欧国家实行“和缓”政策，特别是要恢复和改善同南斯拉夫联盟的关系。贝利亚的这些主张，实际上比赫鲁晓夫后来采取的改革措施早了好几年。所以有人说，贝利亚在苏联历史上有权
被称为“改革的先驱者”。
但从种种迹象来看，贝利亚在推行改革的同时，也在极力扩大自己的权势，从而导致其他领导人的不满和恐慌。贝利亚对内务机关进行改组，任用心腹，排斥异己，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王国”。特别是，贝利亚借口为斯大林举行盛大葬礼需要维持秩序，把几个师的内务部队开进莫斯科，驻守在市中心的各个办公大楼，而葬礼结束以后，这些部队并未撤出莫斯科。
贝利亚在苏共中央主席团(政治局)内，表现得异常活跃，在会上一个接一个地提出建议，甚至同赫鲁晓夫发生冲突。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说：“贝利亚试图干涉党的工作，特别是有关契卡的问题。他捏造了有关乌克兰党内领导情况的文件。他决定拿乌克兰党组织来开刀!我对此早有准备，因为我算到他想把我牵进去。我在乌克兰仍然负有很大责任。”这一切使赫鲁晓夫得出结论：“贝利亚在磨刀了。”于是，他决定先下手为强，把贝利亚搞掉。
贝利亚的垮台
1953年7月10日，《真理报》发表苏共中央七月全会公报，宣称最近举行的全会听取和讨论了马林科夫《关于贝利亚反党和反国家罪行的报告》，决定撤销贝利亚苏共中央委员的职务，并把他开除出党。同年12月23日，苏联最高法院宣布，经过“秘密审理”，贝利亚已被枪决。以上就是苏联官方关于“贝利亚事件”的简单报道。
尽管“贝利亚事件”的许多具体情况始终模糊不清，但有几点基本事实是肯定无疑的。
一是搞垮贝利亚的主谋是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早就打算要搞掉贝利亚。他在《回忆录》中说：“四十年代后期，我已经深信，斯大林死后我们应该尽可能阻止贝利亚在党内占据领导地位。否则，就是党的末日。”“因此，我老是警惕着他。我知道他正在寻找机会攻击我，想搞掉我。”赫鲁晓夫在为病危的斯大林值班守护时，曾同布尔加宁私下商量说：贝利亚“自己想当国家保安部长。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他当这个。如果他当了国家保安部长，那就是我们末日的开始”。
当认定贝利亚在“磨刀”之后，赫鲁晓夫就紧急行动起来，伺机在领导集团中间进行反对贝利亚的个别串连。他首先取得马林科夫的同意和支持，然后又逐个串连，取得莫洛托夫、米高扬等许多人的支持。每次串连，赫鲁晓夫都是先抬出马林科夫，说马林科夫已经同意，布尔加宁等人也已同意，云云。当一切策划妥当之后，苏共中央主席团就召开针对贝利亚的会议，而贝利亚当时还蒙在鼓里，一点也没有察觉。这次针对贝利亚的会议，主持人虽然是马林科夫，但事先策划、作好一切准备的是赫鲁晓夫，在会上第一个起来作长篇发言、揭发批判贝利亚的是赫鲁晓夫，最后提议撤销贝利亚一切职务的也是赫鲁晓夫，甚至逮捕时站起
来揪住贝利亚手臂的还是赫鲁晓夫。因此，赫鲁晓夫在“贝利亚事件”中显然起了主要的作用，是“贝利亚事件”的“设计师”。
二是“贝利亚事件”过程中曾动用军队。从形式上看，贝利亚的命运仅仅取决于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一次会议。但实际上，“贝利亚事件”是斯大林去世后发生的一次惊心动魄的搏斗。赫鲁晓夫在策划时早就想到要动用军队。他在《回忆录》中说：“主席团的警卫人员是听贝利亚指挥的。贝利亚手下的契卡人员在开会期间一向坐在隔壁一间房里，他能毫不费力地命令契卡逮捕我们全体成员，把我们隔离看管起来。我们将一筹莫展，因为驻在克里姆林宫的是一支人数相当多的武装卫队。因此，我们决定取得军队的帮助。”赫鲁晓夫等人召集了莫斯科空防司令莫斯卡连科和朱可夫元帅等11位高级将领参与其事，他们在时任国防部长布尔加宁的精心安排下，身带武器进入克里姆林宫，埋伏在会议室的隔壁房间里待命。马林科夫一声令下，朱可夫等人便冲进会议室，逮捕了贝利亚。与此同时，莫斯科市内也布置了军队。
三是赫鲁晓夫等人搞垮贝利亚的手段并不正常，严格地说是非法的。他们不仅违背党内斗争的原则而动用了军队，而且对贝利亚实行先逮捕后找罪证，先处决后审判的办法。对当时党和国家的第二号人物竟然采取这种办法，即使在斯大林时期也是没有过的。这一点，连赫鲁晓夫自己当时也心里有愧。据《和平的反革命》一书说，1956年5月，赫鲁晓夫在接见访苏的法国议员代表团团长皮埃尔?戈敏时，谈到“贝利亚事件”的某些真相。他说：“斯大林死后不久，我们主席团就开始得到关于贝利亚耍两面派的报告。我们开始跟踪他，几个星期后，我们就肯定了我们的怀疑确实有根据。他显然准备对主席团搞阴谋。在等到一个合适的机会，我们安排了一次主席团的特别会议，贝利亚自然是要参加的。他来了，显然没有怀疑我们知道什么东西。我们在会上开始审问他，摆出事实和材料，向他提问题。换句话说，我们对他进行几个小时的审问。我们大家都明确，他确实有罪，这个人对党和国家都是危险的。我们让他单独呆在房间里……我们到另一个房间讨论怎么处理他。我们确实相信他是有罪的，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手头还没有掌握足够的关于他的罪行的法律证据，我们处境困难。我们还没有证据可以把他提交法庭，但是让他自由是不可能的。我们作出一致的决定，唯一正确的措施是立即枪毙他。我们作了这个决定并且当场执行。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当我们得到关于他有罪的足够而确凿的证据时，我们感到很轻松。”赫鲁晓夫的这次谈话，戈敏回国后在报刊上发表了出来，赫鲁晓夫对此从未加以否认。
关于贝利亚之死，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有一点无疑可以肯定，那就是贝利亚是在没有确凿罪证的情况下被逮捕和处死的。现在看来，苏联官方当年所说的贝利亚是“特务、叛徒”等等，只是一种莫须有的罪名。“贝利亚事件”实际上是苏共领导集团内部的一场权力斗争。在斯大林去世后，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是苏共领导集团中三个最有势力的人，他们时而实行妥协，时而展开激烈斗争。贝利亚的垮台，使赫鲁晓夫除掉了一个重要对手。通过搞垮贝利亚，赫鲁晓夫的地位大大上升，由名列第五变为名列第三，仅次于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实际上，赫鲁晓夫的主要对手只剩下马林科夫一人了。所以，搞垮贝利亚的最大得利者是赫鲁晓夫。
摘自《百年潮》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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