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的历届正式领导人，从陈独秀开始，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秦邦宪、张闻天、毛泽东、华国锋……一一回顾起来，最得人心的我个人以为是胡耀邦。他去世已经十五年，可是声誉更隆，更被怀念，在党内党外公众的心目中，他是党的良心，社会的良心。
    耀邦是应该得到这样的历史地位的，因为他是真正扭转乾坤，推动历史前进的一个人物。党在毛泽东去世时解决了“四人帮”后，面临“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耀邦理直气壮、挺身而出了。当叶剑英派他的儿子将“四人帮”已被抓起来的信息告诉耀邦时，他立即进言：“中兴伟业，人心为上；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当时被称为“隆中三策”)这时全国还在“两个凡是”的统治之下。耀邦在中央党校副校长的岗位上，顶着极大的风险，组织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左倾错误思想的长期束缚。他明确提出：“这十几年的历史是非，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光看文件不行，还要看实践。”以实践为分清历史是非的标准，这比后来发展的大讨论要早半年。随后在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岗位上，以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要横下一条心，该坚持的一定要坚持，该挺身而出说话的，一定要挺身而出。”他大胆排除上面来的干扰，平反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直到五十几万右派分子，不但还历史以公正，而且为改革开放大业找到了一大批得力干部。十年浩劫后，不做好上述这两件大事，就无从拨乱反正，打开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所以大家都认为，耀邦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始，在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支持下，推动历史前进的一位先锋人物。
    耀邦为什么能具有如此的眼光和气魄?仅仅是由于文革十年的教训吗?据我所知，耀邦从理论到实践的过人胆识，由来已久。他十四岁参加革命后，就遇到打AB团，自己几乎被杀，这当然是刻骨铭心之事。以下简要记述几件他的这种有关经历。
    延安抢救运动时，他很是反对，在自己掌权的我军总政组织部，亲自做逼、供、信试验，打出假特务，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报告。
    1950年到1952年，担任川北党政领导时，他亲自起草“人民代表公约”；土改中实行保护富农和对地主的温和政策；不许农民乱罚乱斗，进城抓人。当年邓小平这样评价他：“有主见，不盲从。”  
    1952年到1966年，他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提倡八个大字：“朝气蓬勃，实事求是”。他说：“实事求是就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要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不弄虚作假。要有实干的精神，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认为执政党尤其要这样要求。战争年代，形势逼得你非实事求是不可；执政以后，极容易自以为是，走向反面；坚持实事求是，必须深入实际，尤其需要民主制度和党的纪律的保证。
    1954年10月，《中国青年报》编辑问他，“怎样理解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耀邦回答：“无产阶级不是只讲革命，只讲斗争，它也讲爱心，讲人情味，讲对同志、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尊重、关心和爱护。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才是可爱的，人们才能从中感受到更多的欢乐和温暖。”
    1957年反右派时，他不在国内；回国后，对团中央打的右派进行安慰。他同我谈过，生平憾事，对项南和苏进没有保护好；两次自责，批斗彭德怀时没讲公道话，开除刘少奇党籍也举了手。
    1962年下放湖南帮助工作两年时，他亲自来到浏阳、醴陵、平江的生产大队蹲点。四清运动开始，对政策界限和方法步骤都作了规定：凡属集体瞒产私分，不做处理；手脚不干净的，公物归还，不搞坦白检举；群众向干部提意见，只“背靠背”；同时号召“一手抓生产，一手抓运动。”湘潭地区因此没有发生乱斗和影响生产，大家都满意。
    1964年12月到1965年6月，在陕西省第一书记任上，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四清运动越来越左时。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开展了“解放思想、解放人、放宽政策、搞活经济”为主题的超前民主改革，纠正社教运动中侵犯人权的错误做法。他发出这样的号召：“社教运动是教育人，不是整人”；“要维护人权，尊重风俗人情”；“民主要过硬”；“领导人要听反对的话"o他强调“生产好不好，是检验工作好不好的最主要标志。”同时，恢复集市贸易，允许短途运输，发展乡镇工业，提倡植树造林(谁种归谁)。当年在中共西北局的领导下，陕西“左祸”特别严重。耀邦本人被批判被审查，以后在叶剑英保护下回到北京，他的副手等则受到严重迫害。
    耀邦在文革中始终是比较清醒的。初期同团中央几位书记同舟共济，每天有几千上万人来揪斗他们。有人揭发他反对毛主席，说过“太阳也有黑点”；反对林副主席“突出政治”，说“游泳时要突出鼻子，不然就要呛水”；他说过“康生一贯左”。他只承认学习不够，工作有错，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有次在长辛店，被打得全身皮肉红肿。他认为毛泽东骄傲了；“不让权，不做自我批评。”“骄傲害死人呀! ”文革后期，他叹息“搞八年还看不到头”，“多行不义必自毙”。
    文革后期，耀邦被周恩来、邓小平推荐到科学院主持工作，主持起草了《汇报提纲》，根据马克思的著作，最早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从而否定了“知识私有”、“白专道路”等打击知识分子的错误提法，并作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长征”的报告。后来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这《汇报提纲》成了集中批判的“三株大毒草”之一，他又受到残酷斗争。
    由上述这些事例，我们知道耀邦一生历经革命磨练，特别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尤其看重实践效果，因而能抓住过去党和毛泽东屡犯错误最终走上文革绝路的症结：即接受了斯大林的一套想法和做法，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思想都绝对统治，名为无产阶级专政，实为一党专政，一党专政又变成了领袖专政。毛泽东晚年还结合中国自秦始皇以来的帝王专制：乾纲独断，一言九鼎，发展个人崇拜，高呼万岁；甚至超过历代帝王；林彪领会迎合，做到极致：四个伟大，一句顶一万句，手摇小红书，身上挂像章，早请示晚汇报。于是党内党外，都做驯服工具，甘为奴隶(还有吹捧者甘做奴才)。于是文革浩劫，犹如邪教猖狂。因此，耀邦特别重视全面改革，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体制必须同步改革；尤其政治要民主化，认为强求“保持一致”，就没有思想自由和言论、出版自由。他在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以后，在1978年最后一天和1979年第三天，同全体工作人员两次讲话，正式宣布，要把中宣部办成“思想解放部”，要建立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科学、求实、开放、文明、富裕的体制，以代替那种被异化了的专制、迷信、僵化I、封闭、落后、野蛮、贫困的体制。他愤怒地谴责文化专制主义。他说：“多少年来，我们党内有那么一些理论棍子，经常打人。我们党内有好几根棍子，不是好棍子，而是恶棍，不管你做什么好文章、好作品，抓住你一点，无限上纲，说你是‘反党小说’、‘黑画’等等。这种恶劣作风如不加以清算，百花齐放能搞得好吗?这种方法，说轻一点是形而上学，说重一点是文化专制主义，是特务行径。”随后在一次文艺界座谈会上，他向大家推荐马克思的第一篇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就是反对文化专制主义。我们社会主义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为什么还要通过审查制度，让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只能表现一种色彩呢? ”
    1979年3月25日，西单民主墙出现《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中国人权宣言》等大字报，随后作者被捕，耀邦就极不以为然。他给一位青年写了一封公开信，在《人民日报》4月10日头版发表。信中说：“教育青年的方法，不是压，不是抓，应该是‘引导’两个字。‘引导’比‘教育’更精确，意义更大。这是我们几十年工作的经验总结。压制的方法，一个巴掌打下去，是封建家长的办法。”随后6月间，他又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发言中，更加严正地对取缔民主墙和逮捕人发表了意见：“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牢。”(请问，我们现在还能在中央的会议上听到哪个领导人发出这样的声音吗?)耀邦当时还主张成立一个民主公园。后来，北京市虽然将月坛公园定为民主公园，由于政治形势的影响，无疾而终。当年党内老人支持耀邦的只有叶剑英。叶说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
    耀邦为什么能如此仗义执言呢?这自然同他的极其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有关。耀邦只读过半年初中，但他一生手不释卷，极好读书，而且真正博览群书(《博览群书》的刊名即是他题写的)，古今中外，从二十四史到西方历史，从马克思主义到各种社会学说，中外文学名著，诗词歌赋，以及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等科学书籍，包括圣经、辞典，他都精读或涉猎。在延安时，他的勤奋好学就颇有名声。他认为没有广博的知识，就做不好工作。“博古通今”四个字安在他身上是合适的。陆定一称他为大知识分子，确有根据。他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无缘，他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他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来接受人权、自由、民主、科学、法治和市场经济这些规则的，这是西方几百年间向前发展的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非资产阶级的专利。我们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却同这些规则没有缘分。耀邦尤其重视个人的思想自由和独立精神，重视属于人的人权、人道、人格、人情。因此，他认为重视和运用这些规则，决不是搞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由于李维汉谈到过去封建专制主义的长期危害，1980年8月，邓小平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个重要讲话，经政治局讨论作为中央文件下发。胡乔木认为当时形势比反右派前还严重，要接受波兰团结工会的教训，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将造成形势的混乱。小平同志这个讲话也就被置之高阁了。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耀邦被选为中共中央主席时，他说了这样真诚而感人肺腑的话：“虽然我担任这样一个重要职务，但有两点是没有因而改变的，第一，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第二，我的能力和水平没有变，我还是昨天的我。”邓小平随即说：“耀邦刚才的讲话，证明了他是党的主席的合适人选。"这是耀邦身上的一大特点，权力没有改变他的本色，知道自己有多大本事，因此能尊重他人，不论职位高低，能听得进不同意见。
    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部名著中所说的，人们创造历史，“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的，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的条件下创造。”耀邦在从事他的历史事业的时候，不得不面对种种既定的条件，不得不受到这些既定条件的牵制。我们不要以为他有了总书记这样的崇高的职位，就有了多大的自由。在党的几位元老面前，耀邦是被提拔上来的“晚辈”。元老们的改革开放思想，程度有别，见解不一；他们中有的人还多具有某些传统习惯，如“兴无灭资”、“阶级立场”等传统观念负面影响，不易消除。因此，耀邦有时不能不违心听命；元老之间如意见不统一，何去何从也使他为难。更大的阻力还在两位左倾代表人物的遇事干扰。如理论务虚会就受到胡乔木的干预，半途中止，他还代邓小平起草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大讲专政，贬斥民主。1979年耀邦倡导的两个讨论：一是批评过去忽视基本经济规律、为生产而生产的“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二是“要把人放在第一位”的“关于人民群众主人翁地位”的讨论。这两个讨论受到胡乔木的反对，并向华国锋告状，讨论随即停止。接着批判郭罗基的两篇文章——《政治问题也可以讨论》、《认真杜绝个人崇拜》，关系到言论自由、“思想犯罪”的问题。胡乔木斥责《人民日报》，也牵连到耀邦。1981年批判《苦恋》，闹得更凶，认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存在着软弱涣散的状态”，也是指耀邦而言。
    1983年1月20日，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四化建设与改革》的报告，提出“全面而系统地改革"的问题，批评了那种“农村要改革，城市不一定改革；经济部门要改革，政治、文教部门可以置身事外”的思想。明确指出：“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关于“衡量各项改革对与不对的标志”，他首次提出“三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可以说，这是实行全面改革的初步纲领。可是，这个极其中肯、极其适时的全面改革思想，却遭到胡乔木、邓力群的强力抵制，认为跟十二大精神不符，反对见报，并到陈云处告状。于是发生逼耀邦下台的一幕。二月中旬政治局会议上，耀邦受到了较严厉的批评。胡乔木提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说“到此为止”。邓力群便立即向两个宣传系统的会议传达了对耀邦的批评，引起一种震动。虽然这次反对的目的没有达到，他们仍继续其反对全面改革和反耀邦的活动。接着在三月间，借周扬的报告，批判“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反对耀邦所倡导的解放思想、解放人的号召。其后果是《人民日报》人事更动，周扬愤懑而去世。六月间，他们又发起“清除精神
污染”运动，除了理论、新闻、文艺领域在劫难逃外，还涉及农村改革和四个特区的问题(诬蔑特区是“租界”)，几乎酿成又一次文革。这些反改革的活动，由于受到赵紫阳和书记处其他同志的一致抵制，闹了28天就呜呼了。
    面对如此严重的干扰，耀邦始终坚持全面改革和全面开放的思想，而且日益深刻和成熟。这反映在他最后一次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之中。在思想政治领域这是空前改革开放的文件，它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方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决议》中以下这些彻底解放思想，促使国家现代化、民主化、法制化的意见，都是过去中央文件中没有出现过的：“拒绝接受外国的先进科学文化，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要发展进步都是不可能的。”“在社会公共生活中，要大力发扬社会主义人道精神，尊重人，关心人。”“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大解放。”“社会主义法制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调节人们的关系，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动，制裁和打击各种危害社会的不法行为。”还有如此明确的规定：“要遵守宪法规定的原则，实行学术自由、创作自由、批评和反批评的自由。”这个决议虽不得不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种“棍子"语言写进去，但主调还是上述思想理论的创新。
    遗憾的是，这个决议尚未付诸实行，耀邦就在1987年1月被迫离职了。杜甫咏武侯诗云：“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耀邦出师未捷，壮志未酬，一直到他离开人世，也未能看到他为之奋斗的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改革的曙光，不能不抱终天之恨，死不瞑目吧。
    中国有句老话，“不以成败论英雄”。耀邦就是一位不能以成败论的英雄，大家都见到了他的丰功伟绩。黯然告别政治舞台，这也不能说是他的失败。假如他跟常见世情一样，处处注意揣摩各方的心思，曲意迎合，讲究“平衡”，当然也就可以保住自己的平安和地位。可是他大义凛然，不拿原则做交易，才出现了那样的结果。这个被世俗看作的“失败”，正是他坚持自我的胜利。他对逼他下台毫无精神准备，这是他的天性，他毫无防人之心，总是以善心待人，宽厚待人，这才是我们的胡耀邦。
    为什么他的去世会引发那样一场大“风波”呢?通常情况，执掌大权的政治人物的去世，引发政治地震，并不少见。可是，耀邦是在早已离开权力核心之后去世的，却在全国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应，这在历史上是并不多见的，可说是举国同悲。那些悼念他的年轻人，不仅是为了悼念一位年长的知心朋友，为这位知心朋友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愤愤不平，更是表示拥护耀邦所倡导的全面改革，尤其是希望政治体制改革能早日实现，国家民主化、法治化、现代化早日到来。
    耀邦去世的前十天，1989年4月5日，我应邀到他家中，他同我作了七个小时的长谈。他说：应当还历史的本来面目o 4月19日，在中顾委的支部会上，我反映了这个情况，我说这是耀邦的政治遗嘱。这次长谈我已经详细写出，文章编在《怀念耀邦》第四集中。这四集的作者共110人，都是耀邦的老战友、老同事和老部属。前面引述的事例多来自于此。这四集共百万字的主编张黎群、张定、严如平、李公天、唐非，都是团中央的老人。现在有关党史的出版物和博物馆的陈列中，仍见不到胡耀邦的名字和照片。这不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者不能这样做。在当前这种伪史、假象泛滥成灾之时，经过上述五位忠实的部属(张黎群不久前去世)多年劳动撰写的《胡耀邦传》力求客观地、真实地反映耀邦生平，既不溢美，也不文过，不为亲者讳，也不为尊者讳，把耀邦的功过是非当成历史的经验教训，秉笔直书。文信国公《正气歌》云：“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我以为《胡耀邦传》，是史家的直笔，是体现天地之正气的。这本《胡耀邦传》，就是一部体现了天地正气的信史。这部《胡耀邦传》如能出版，不仅可满足广大读者的渴望，也可告慰耀邦在天之灵。
    张黎群等五位作者，在团中央工作多年养成实事求是的作风，书中除了反映出他们的这种学养之外，还贯注了他们对领导兼朋友的耀邦的深厚感情。耀邦的平易近人，待同志如家人，遇事可以相互争执，善于接受意见，知错必改，决不自以为是。工作中出现了问题，他首先承担责任，决不诿过于人。他总说：“知错就改，光明磊落一辈子。知错不改，内疚一辈子。”这些话使他们最难忘却。张黎群曾是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的社长，同耀邦的关系密切。1957年耀邦率团赴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时，张黎群几乎被团中央机关工作的主持人打成右派分子，耀邦回国后把他保护了下来。他们五位对耀邦的亲身感受，想必也会感染读者的。
    我深信，读了这本书的人会更了解耀邦，更亲近耀邦，更崇敬耀邦。我更希望读者们在这本书的激励之下，更自觉地成为耀邦事业的后继者，努力在各自的岗位上去完成他的未竟之业，使我们的国家早日实现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认真实施宪政，成为真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我已经快八十八岁了，我也会这样做。
    最后，我想振臂高呼这样一句口号：向胡耀邦学习呵！   2004年1 0月初
附言：
    2005年 11月18日，本文写完一年之后，中共中央召开了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座谈会，顺应民意，重新肯定了胡耀邦同志的历史功绩。随着社会的进步，我相信，人们会越来越重视胡耀邦同志积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伟大意义。
摘自《炎黄春秋》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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