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１０年３月，即广州新军起义刚刚败北，孙中山在美国请求美国方面提供３５０万美元的经济资助，决定“中国革命党准备厚蓄实力，之后再发动大规模起义”。１９１１年７月底，宋教仁、谭人凤等在上海组建的同盟会中部总会，也将起义时间定在１９１３年，打算不再轻易发难。不料该会成立还不到３个月，武昌起义就猝然爆发。武昌起义赢来了全国反清革命的高潮，孙中山、黄兴等人也就只好别无选择地仓促上阵，也正因如此，最早规劝重兵在握的袁世凯做“汉族的华盛顿”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武昌起义中人。 连黄兴与孙中山也都希望袁世凯“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
    难以逾越的财政危机使孙中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此情况下，孙中山只好以政府的名义，根据“一不失主权，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轻”的原则，举借外债，但效果也不理想。还在武昌起义爆发前半年多，西方列强就把注意力投向被摄政王闲置在河南洹上钓鱼的袁世凯。当武昌起义的枪声成为末日皇朝重新起用袁世凯之契机时，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就在南北议和中为袁氏穿针引线，以便早日让他上台。
    南北议和正式开始才两天，驻在上海的英、美、日、俄、法、德六国总领事就向双方代表提出照会，要求双方尽快达成和解协议，停止现行冲突。列强佯为“中立”，实则暗助袁氏，给南方革命力量施加压力。很明显，孙中山等人即使不存在财政困难，要想绕过列强的干预而大展宏图，恐怕也是力不从心。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