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眼中的小康
    小康是孔子所设想的社会现实，大同只是一种社会理想。孔子所描述的大同社会，是一个天下为公，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乌托邦，它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化。从而，“大同”理想社会成为千百年来中国人憧憬的最高境界。而小康社会是孔子社会改革的近期目标，它不像大同社会那样遥远而不可即，它被赋予了某种现实的品格，成为仅次于大同的理想社会模式。
    从孔子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小康社会主要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其一，“小康”系“家天下”而非“天下为公”，君主大夫世代相传；其二，经济上财产归私人所有，劳动成为个人谋取利益的手段，不再是自觉的共同劳动；其三，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出现了诸多的隔阂、冲突乃至战争，百姓安宁的生活环境也许不再，然而“小康”仍是一个比较美好的社会，因为“礼”无处不在，有了“礼”就有了社会准则，就可以约束人心，就可以使君臣有规序，父子有亲情，兄弟和睦，夫妻恩爱。即使统治者背“礼”而行，也必将亡之。
孟子眼中的小康
    孟子设计了比孔子更为完整的“仁爱”、“王道”的小康社会。孟子对小康社会的描绘，特别是他对小农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描绘，使“小康”这个概念，除了社会相对安定之外，具有了更多的经济内涵，成为摆脱了贫困，虽然不算富裕，但也比较宽裕，可以安然度日的生活状况的典型概括。在《孟子·尽心上》中，我们见到了孟子“王道”理想中描绘的一个农户小康生活：“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孟子还描述：“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这可以理解为虽不言富，但温饱问题已经解决。
荀子眼中的小康
    战国后期的荀子，设计了一个“隆礼至法”（指尊崇礼和法制完备）的小康理想社会模式。这个社会是“隆礼贵义”等级制的大一统的君主专制社会。荀子说：“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故而，“士以上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以法数制之”，使这个社会的各种角色都能在礼法的规范内发挥自己的功能。荀子既强调礼，又重视法，使儒家小康社会理想进一步丰富了。
康有为眼中的小康
    清末儒家学者康有为在对于孟子思想体系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新的解释的同时，还放开眼界，接受西方的自然科学和天赋人权思想，借用《礼记·礼运》篇中的“小康”、“大同说”，萌发出“大同”的理想社会。光绪１１年（１８８５），他着手写作《人类公理》，光绪１３年（１８８７），写成《人类公理》内外篇，嗣以参加变法维新运动，暂时中断著述。光绪１７年（１８９１），康有为的博爱、主乐、进化的思想观已趋成熟，他心中已孕育《大同书》的整个思想体系。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到海外，先后游历了日本、美洲、欧洲、印度等地，亲眼目睹西方的文明和弊端，还接触了空想主义社会思想著作。在印度避居期间，对以前所作《人类公理》做了增订、修补，其中，增述了大量的有关欧洲和印度的见闻，写成了《大同书》初稿。
    康有为的《大同书》向人们提供的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模式，曾在近代中国思想界产生过重要影响。然而康有为幻想通过维新变法，先建设一个小康社会，渐次达到大同的理想，却过于理想而缺乏社会根基，无异于缘木求鱼。
孙中山眼中的小康
    孙中山在“华夏大厦之将倾”的危急时刻，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号召，确立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最高理想，并提出了民生、民权、民族的三民主义思想。在他看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他认为“民生主义即贫富均等”，“就是要人人有平等的地位去谋生活”。为此就要“平均地产”和“节制资本”，实现“土地国有”，并由国家兴办经营交通、矿产、工业足以操纵国计民生的大型企业。为能够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孙中山耗费半生精力写下了《建国方略》一书，精辟地分析了民主政治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明确指出了中国未来的发展走向。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为系统地论述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前进道路以及基本原则的著作。
    孙中山的这种思想很大程度也是受到了儒家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思想的影响，民生主义的根本问题，是解决农民问题，实现“耕者有田”。而这正是几千年来中国传统儒家学说中的“小康”、“大同”思想传承的根基。最典型的论证是当年孙中山亦把他以“大同”学说为内涵的民生主义，称做“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郭沫若写的《马克思进文庙》一文，甚至记述了他先信儒家的“小康”与“大同”理论，后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过程。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