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就是张丹秋把我拉进了特务训练班，现在，我庆幸自己早跑了一步。如果张丹秋比我早交待，生的就是他，死的就是我。

　　台北的中山堂“烈士”碑上，有我的大名

　　几十年中，大陆的同学知道我去了台湾，台湾的同学又没有我的下落，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暨大同学没去台湾的，有的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当过领导，有的是大学教授、专家学者，他们都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我在杂志上写了一篇回忆文章，这才有同学找到我，说原来你没死啊！

　　我有个最要好的同学，叫周才坤，我俩一块儿读中学，一块儿进暨大，搭同一班船去的台湾。1950年我收到训练班录取通知后，还去找过周才坤，问他怎么办。他说：“不去的话，蒋经国要杀掉你的。”

　　1989年8月，周才坤随台湾旅游团回到大陆，住在杭州黄龙饭店，我从同学处得知消息，连夜赶去看他。

　　周才坤这时已是台北县税务局局长。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你没死啊！你可把我害苦了！”

　　原来这是台湾当局的“灭口之计”。1950年我潜回大陆，听说我已落稳脚根，那边就要把我从所有知情者的记忆里“清除”。他们找到我的同学周才坤，称：“罗列成是共产党的特务，他根本不叫罗列成……”

　　周才坤不信，“鬼扯蛋，我跟罗列成从小到大在一起，他就叫罗列成……”

　　他们把周才坤关起来，直到他答应按照他们的口径说话。

　　过了不久，周才坤又被他们叫去了。“我们调查过了，你说得对，罗列成确实是罗列成，他也不是共产党的特务。但是他去大陆以后，已经以身殉职了。我们作为烈士处理。”

　　就这样，我当了几十年的台湾“烈士”。现在台北的中山堂“烈士”碑上，还有我的大名呢！我家人常跟我开玩笑：“你可以到台湾要钱去了！”

　　跟我同组潜回大陆的朱懋德、蒋伟然，在“镇反”之前听到风声，就跑到了香港，台湾不敢回，大陆也不敢回。我坦白交待以后，他们冒死回到台湾，一回去，就被蒋经国关了起来。

　　枪指着我脑袋，子弹飞出来———原来是个梦！

　　我彻底交待了问题，想着要重新做人，将功补过，于是拼命工作。学员们对我的态度毫无异样，课堂纪律也非常好，不过，学员越是谅解我，我精神压力反而越大。

　　1952年底，西北军区保卫部逮捕科的金科长来到学校，找我谈话，稳定我的情绪，要我好好工作。1953年4月，我被人带到了西北军区军法处，接受漫长的隔离审查。

　　1953年11月，我被逮捕，1958年被判刑12年，1961年送新疆劳改，1965年11月获得新生。1971年调到阿克苏磷矿挖矿，1979年12月落实政策，1980年调到浙江衢州巨化中学，当语文老师。1987年退休。

　　我这个“现行反革命”，好好地活到了现在，我知足了。

　　早些年我经常做噩梦，坦白慢了一步，枪毙。枪指着我脑袋，子弹飞出来。我吓得醒过来，原来是梦，怎么不高兴呢！

　　我不仅没死，还堂堂正正有工作，有了家，怎么不高兴呢！这个老伴，是我52岁那年结的婚，好得很。儿子女儿虽然不是我亲生的，但比亲生的还要亲。

　　我退休后闲不住，又当了10年语文老师，教出的学生，个个非常优秀。

　　人生就是这样，不能假设的。年轻时我还后悔，哎呀要是不去台湾就好了；哎呀去了台湾不进训练班就好了；哎呀就算进了班，赖着不潜回大陆就好了……

　　你都不能假设。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也自得其乐。你说不回大陆就好吗？那些华侨回来，临走时抓一把土放在怀里带走。他们心里的苦，你不晓得哇。

　　40年后再见面，有没有恨过，她没提起，我也没问

　　1991年，我的同学相继都找到了，恢复了联系，何明玑还没有找到。我心里始终放不下。

　　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就给东北银专写了封信，“长春市斯大林大街，何明玑收”。其实斯大林大街也没有了。我就是瞎打瞎碰。结果，不到一个月，来了一封信。银专的一个老师写来的，他跟何明玑一块考上银专的。

　　何明玑当年是上海学生，很有名气。她毕业留校，当了英语老师，跟同校的政治老师结婚了。她丈夫戴了“帽”以后，生活也挺坎坷，后来，两人在江苏大学任教，直到退休……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