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他严厉地质问道：这样一个让全党效忠一个人的党，把党员分成三六九等的党，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是古罗马的贵族院吗？这是专制主义！如果我们这样做了，那我们和袁世凯还有什么区别呢？！黄兴这一“攻击”党的领袖的行为，遭到革命党人众声谴责和孤立，党内民意完全倒向孙中山一边。

本文摘自《天朝向左，世界向右：近代中西交锋的十字路口》 作者：王龙 出版社：华文出版社

1914年6月，二次讨袁失败以后，国民党在东京召开了一次会议，准备通过新的党章，计划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孙中山痛感自民国成立以后，国民党松松垮垮，党员目无纪律。他认为革命的失败完全是因为国民党团结的战斗精神丧失殆尽了，必须重新改组国民党，恢复高度集中统一的铁血专制，重塑领袖即他本人的个人权威。

在新的党章中，党员被分成了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革命如果成功，相应的他们就会成为元勋公民、有功公民、先进公民。更重要的是，每个入党的人都被要求在一份誓约上按指模，发誓“愿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如有二心，甘受极刑”，看上去完全是秘密帮会帮规的翻版。

孙中山早年效法华盛顿“虽职有等差，而分皆平等”的决心，此时荡然无存。一生忠实追随孙中山的黄兴愤怒了！这还是那个以平等、博爱、自由为旗帜的共和革命党吗？面对一个党员和群众竟然享有不同权利的党，他严厉地质问道：这样一个让全党效忠一个人的党，把党员分成三六九等的党，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是古罗马的贵族院吗？这是专制主义！如果我们这样做了，那我们和袁世凯还有什么区别呢？！黄兴这一“攻击”党的领袖的行为，遭到革命党人众声谴责和孤立，党内民意完全倒向孙中山一边。

为什么这种逆民主潮流的举措，当时竟然还能够得到大多数革命党人认同乃至拥护？当时革命屡屡失败，存亡危急之时，也许孙中山感觉到，民主不能成为一盘散沙，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这个领导核心，孙中山囿于时代的局限，还没有把它看成是一个集体，只是把他当成一个人，所以他要把权力收拢来，集中到一个人的手里；非废民主，乃时势使然。

而在黄兴的眼中，这是与革命的初衷背道而驰的，民主与共和，是任何时候任何人都必须坚守的底线。这一点原则无存，不管两人的个人感情有多深，他黄兴都不答应！孙中山与黄兴，在革命党人中并称“孙黄”，黄兴数次在紧要关头坚决力挺孙中山--“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从孙中山赠给黄兴的这幅对联，也足见两人感情之深，信任之笃。而这次黄兴却与孙中山发生了严重分歧，他拒绝加入孙中山改组后的中华革命党。会议之后，他与李烈钧出走美国去考察民主了。

孙、黄之争，非为私情，实关公义。非常时期与伟大领袖，往往是民主的大敌，如果非常时期出现伟大领袖，那更是大敌的大敌。斯时斯际，民主价值是最脆弱的，民主最容易向权力输诚，权力最会乘机把民主收编。华盛顿是美国的独立英雄、精神偶像，但美国人民并没有把他供奉上权力的神坛。

在这块土地上，不允许有政治神坛的立锥之地。美国人敬仰华盛顿，却更相信民主制度的力量，对权力始终保持着警惕。他们信奉的是“人世间的一切权力都必须是有限的”，这是美国政治传统中最核心的东西，出于对统治者先天的不信任，使他们必须给权力套上辔头。

自从华盛顿的政治神话诞生那一天起，美国的有识之士就保持了一份冷静和理智，破除对华盛顿的个人迷信和崇拜。1775年，约翰·亚当斯促成华盛顿当选大陆军总司令，可他感到局促不安，因为历史的经验使他深感担忧：“凡强者无一不竭力攫取一切他们可能获得的权力。”华盛顿声望高涨，如日中天时，1785年，亚当斯清醒地忠告美国人民：“我为华盛顿的性格感到光荣，因为我知道他不过是美国性格的典型例证而已。”而当财政部长汉密尔顿1792年建议把华盛顿的头像铸造在美国硬币上时，遭到了共和党人的强烈反对，主要理由就是他在制造对华盛顿的个人崇拜。

华盛顿心地光明而又谦逊质朴，行事为人处处让人体会到他的谦卑、真诚。他担任总统期间不可能没有异议之声，也不可能完全不遭非难。特别是他的第二任总统任内，党派斗争激烈，批判他的言论甚嚣尘上，即使他已卸任斯职，仍然有不绝于耳的批评声音。但他作风平和，踏实认真，总能虚心聆听。他喜欢精神上的淡泊，从不愿沽名钓誉，炫耀自己，他甚至谢绝了终生挚友克雷克医生代表一位作者为他立传的请求。他说“我希望能悄然无声地融入山川大地，了断与尘世的一切纠葛。”

林肯曾热情赞颂道：“给太阳添光和给华盛顿的名字增辉同样徒劳无益，谁也别想这样做。让我们以庄严敬畏的声音来念诵这个名字吧！让它放射出永远不灭的灿烂光辉！”华盛顿之所以成为一个“政治神话”，绝不是对他个人的无限拔高和随意盲从，而恰好因为他是美国宪法人格化的政治象征，代表着美国终极价值观念，因此他不但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构成世界政治文明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