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唯一见过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中国五位第一号人物’”的出版业元老张元济，在中国改天换地的时刻，要面对的不仅是“政治站队”的选择，而且是商务印书馆的生存问题
1949年5月底，83岁的张元济原本相对规律的生活被全部打乱了。这位经历过中国现代史上历次改朝换代的元老、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出版家、商务印书馆的董事会主席，目睹了解放军开进上海。张元济明白：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始了。
自从1902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张元济一直是商务印书馆的灵魂人物。商务印书馆后来坐上了中国出版业的第一把交椅，张元济倾注的心血无以计量。1926年，60岁的张元济曾宣布退休，不再直接管理业务，只留下商务印书馆的董事一职。后来，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选举他当董事会主席。而后的年月里，他对于商务的事情也一直没有停止过问。
但是，在1949年6月以后，张元济的工作状态简直就像个年轻人。他主持会议、联络故旧，与政府要员会面，处理公司的编辑业务与人事事宜，写下了大批信札。
张元济与那些充满单纯热情迎接解放的年轻学生们不同，用学者傅国涌的话来说，张元济是“唯一见过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中国五位第一号人物’的人”。以他的高龄和威望，大可以让他体面地退出舞台，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活跃得异乎寻常。
大变动关头的政治把握
张元济主持的商务印书馆，曾经影响了不止一代的中国人。
商务印书馆起家之初，只是一个印刷所。1897年，原来专印教会书籍的美华书馆的4位职工发起商务印书馆，这4人中，高凤池和夏瑞芳是职员，鲍咸恩、鲍咸昌兄弟俩是印刷技工。他们一开始也只是将一些英语教科书配上中文印出来卖，一下子销路很好。从“商务印书馆”的名字也可以看出，他们本来更重印刷，而不是出版。所以，商务印书馆一直拥有很雄厚的印刷队伍，这也为后来以印刷工为主体的工人运动提供了条件。
但是高凤池们不久就发现，只印刷不出版书籍，以后肯定没前途。于是他们看中了张元济，请他来主持出版的编辑业务。张元济在加入商务时只有36岁，但早已不是等闲之辈。他是清朝的进士，当过翰林院庶吉士、总理事务衙门章京，因参与戊戌变法被革职，后来在南洋公学任职。在张元济的主持下，商务成了中国近代以来最大的出版机构，其出版的新式教科书风行全国，读者中也包括了青年毛泽东。毛后来在接见张元济时就谈到：当年自己读过商务出版的《科学大纲》，从中得到很多知识。而严复的《天演论》、林纾翻译的《茶花女》，这些推动中国历史潮流的时代名作，也都是商务推出的。
商务这种举足轻重的地位，也使得张元济成了国共双方争夺的对象。张元济在1948年9月成为当时中央研究院最老的院士。1949年1月，李宗仁派特使登门来访，请他作为国民政府的和平代表去北平与中共谈判，被张元济以“年逾八龄，精力衰惫”为由拒绝了。但是，到了这一年的8月，共产党邀请他上北平去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他却最终接受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位经历过五朝政治风云的出版家的政治把握。实际上，他早在解放军进入上海之前，就已经开始在为迎接新时代做准备了。他曾亲自节选商务所有的样书，指示明显过时的要予以销毁，并约了一批思想左倾的特约编辑，以便上海一解放就会有合适的书推出。
商务印书馆的十字路口
戊戌变法后，张元济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从此退出官场，在政治上保持低调。民国时期，1913年熊希龄请他出任教育总长，他谢绝了。拒绝李宗仁，也有这方面因素。中共邀请他去开政协会议，开始他也曾谢绝。但是在前商务印书馆职工、当时已是中共高官的陈云去亲自登门拜访后，他决定“定计应政府之召，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
张元济决定北上的原因，也不能仅仅简单归于“对新中国的热爱”。当然，他对共产党的新政权是充满期待的，从北平回来以后，他曾恳切地对人说：“是的，共产党并非没有错处，但是现在除了共产党还有谁呢？还有谁能负起这一艰巨的责任呢？……解放并非换朝代，这是几千年的大变……我们全国人民还得忍苦忍劳，咬紧牙关，度过这一非常时期，建设起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在对国家前途的憧憬之下，张元济内心挂虑的另一方面是商务印书馆的前途。他把商务印书馆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联在了一起。
这时的商务印书馆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困难到什么程度？在1947年初的时候，张元济就曾致信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请他代为出售一些值钱的善本书。信中说，这些书都是20余年前商务在北平购得的藏文经集，都有真实的凭证，是仅存的海内孤本，“如能得价，颇拟售去，以疗商务之贫”。连苦心搜集了几十年的善本都要卖了，可见商务经济状况之窘。
商务印书馆副研究馆员、中国近代出版史专家汪家熔曾有文论及解放前夕商务的困境。1948年12月，商务开股东常会分配上年盈余。从账面上看，上年盈余法币48亿元，但当时币制已经改成金圆券，这些钱只合金圆券1600元，当时共发行10亿股，算下来即使持有10万的股东，也连一分钱都拿不到，只能决议当年不发股息。不但不发股息，商务从1948年11月以后就没有新书出了，连坚持了30多年的《东方杂志》及其他杂志都停了。
1949年的3月，商务印书馆发密启通告给各分支馆，指示分支馆开支超过营业收入30%者，或工厂工作不继，就立即裁员、减薪。但是，这种减薪的决定，一直遭到工会的反对。
这是张元济无法回避的另一个侧面：作为资方代表，他必须面对劳资矛盾。商务印书馆一直有非常强大的工人运动传统。早在1927年以前，商务的工会就是上海的四大工会之一，商务的工会会员们不仅积极参加了“五卅”运动，而且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中坚力量。陈云的革命生涯就是从商务的工运开始的。即使在4·12大屠杀之后，共产党转入地下，商务的劳资纠纷依然没有断过。在发生这些劳资冲突时，张元济一般都取“鸽派”角色，主张“和平改革，勿伤元气”，向工人让步。
但是到了1949年，形势不同了，原先处于地下的共产党，现在翻身上了台，工会代表在和资方交涉中态度更强硬了。那一年张元济写的书信中，可以看到他为这件事绞尽脑汁。
新形势下的“老问题”：劳资冲突
1949年6月之后，张元济的工作日程排得满满的。迎接新政权和处理公司的劳资纠纷是其中的主要内容。
6月初，他在家中接待中共上海第一任市长陈毅的来访。
6月15日，他出席陈毅、饶漱石等邀集的上海耆老座谈会，同出席会议的还有颜惠庆、俞寰澄、吴有训、竺可桢、陶孟和、陈望道、茅以升等社会名流，为新政权建言献策。
6月26日，他约公司工会筹备委员会7人到家喝茶，商谈业务改进。
7月13日，他在公司会见工会全体委员，再谈公司经济问题，但是关于减薪，工会方面未予接受。
7月19日，他在家主持商务董事会。张元济提议修订总管理处暂行章程，又建议将原来的编审部改为出版委员会，聘请沈雁冰担任会长。沈雁冰即茅盾，曾在商务的编译所任编辑并在1921年加入中共，是当年的工运积极分子。解放后，茅盾任文联副主席、文化部长，地位已与当初不可同日而语，这件事最终没有成。
7月27日，张元济与公司总经理陈夙之联名写信给陈毅，告之商务目前营业每况愈下，职工薪金难支，恳请政府“垂念此五十年稍有补助文化教育之机关，予以指导，俾免颠覆”。
就在9月6日，张元济赴北平开政协会的同日，他还给公司的同事丁英桂写信说，“昨日见职工会悬有红字通告，对公司改组总务处办法有所不满”，他说，那红字通告字很大，就挂在三楼楼梯入口不远处。以后见到这样的通告“均请录存，以备查考”。就这样，张元济在北平开会期间，一直都在为商务的劳资纠纷忧心忡忡。9月13日，他在北平下榻的六国饭店处又收到陈夙之的来信，“知职工会指责改组案，异常蛮横……然同人无能相助者”。那天晚上，他一夜都没睡好。
后来有种说法，张元济在当年的12月，商务印书馆的工会成立大会上当场中风晕倒，导致半身不遂，是因为在这个大会上有职工向他恶语相骂，但是这个说法并没有得到其他证据支持。张元济的孙子张人凤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谈到这个问题时说：“1949年底，他的中风，是长期过度操劳的结果。从这年6月起，他的活动不适当地大量增加，和此前多年的平静生活完全不同。这对于一位八旬老人来说，无论如何是不合适的。”
而汪家熔也不同意张元济被商务印书馆工会恶骂导致病倒的说法。“张元济是共产党的统战对象，而工会活动是共产党领导的，这种情况是决不会发生的。”
为何选择公私合营？
1949年9月到10月，张元济在北京开会期间，见了很多老友。“菊老来了”(张元济字菊生，人称菊老)的消息在北京文化界中传开，来见他的人就没断过。实际上，他只参加了大会的几次重要会议，其他时间都在会友，见领导人，讨论国家前途，讨论商务的前途。
张元济见了毛泽东两次，还被留下吃了一餐饭。他还见了朱德，见周恩来的次数就更多了。而他出去拜访的商务故旧，包括有茅盾、郑振铎(后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胡愈之(后任出版总署署长)、叶圣陶、章锡琛等人，他与这些昔日的下属们开始讨论商务印书馆的公私合营问题。
实际上，商务的公私合营的想法是张元济主动提出的。
在叶宋曼瑛的《从翰林到出版家——张元济的生平与事迹》一书中记述，张元济早在1949年6月见陈毅的时候，就开始向陈询问将商务印书馆改变为公私合营的可能性。而张人凤认为，对于当时的商务，公私合营“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其中原因，“一是商务当时的困境；二是张元济这位行将走完一生的老人的一种心愿。他把浙江海盐的祖宅捐给当地政府，用作海盐中学的校舍，把江西庐山的别墅捐给了政府，把家中仅有的几件文物捐给了国家文物管理处，这几件事的思路是一致的。可能，他认为他经手过的事要有一个交代和结束，而这是最好的方式。”
“实际上，1949年的时候，中国并没有开始企业的公私合营，当时只有‘私改’——对私有企业的改造运动”，汪家熔说。所以，张元济的想法还有点“超前”。1949年10月，张元济从北京回来以后，再次上门拜访陈毅，两人原则上同意商务今后将成为合营企业，但必须进行许多具体准备工作。
1949年12月2日，经毛泽东签署，张元济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
12月初，张元济再见陈毅，谈向人民银行借款20亿的事，然而陈毅告诉他，商务不能靠借债吃饭，“编辑只愿搞大学丛书，不愿搞通俗的东西，这样不要说二十亿，二百亿也没有用。要你老先生这么大年纪，到处轧头寸(指借钱)，他们就是坐着不动，我很感动，也很生气。我不能借这个钱，借了是害了你们。”张元济也只能唯唯退出。
12月25日，张元济出席商务印书馆工会成立大会，在会上发言时突然昏倒，被送到中美医院(今长征医院)急救，后病情好办，但左半侧从此半身不遂。张元济在9月初赴北平前曾检查过身体，他在日记中记载，当时检查结果只是心脏略有扩大，血压也不高，“计一百四十度”，对于一位83岁的老人，身体已算很好了。但是，他这半年来，确实太劳碌了。
病倒之后，张元济又在病床上过了10年。
1953年时，他得知自己被提名为上海文史馆馆长，开始极力推辞，但后来接老友陈叔通的信，说任职是毛泽东提名的，就不再推辞了。1954年，商务印书馆从上海迁至北京，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合并，武剑西任社长兼总编辑，实行公私合营。陈叔通写信给张元济说，“商务公私合营事……可称顺利。五十七年事业有可交待，实即有了结束。”
那一年，张元济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又过了5年，张元济逝世，享年9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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