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树枝轻柔地敲打着玻璃……我希望能静静地、安稳地、从容不迫地思考,没有谁来打扰,一点也用不着从椅子里站起来,可以轻松地从这件事想到那件事,不感觉敌意,也不觉得有阻碍。我希望深深地、更深地沉下去,离开表面,离开表面上的生硬的个别事实。让我稳住自己,抓住第一个一瞬即逝的念头……莎士比亚……对啦,不管是他还是别人,都行。这个人稳稳地坐在扶手椅里,凝视着炉火,就这样——一阵骤雨似的念头源源不断地从某个非常高的天国倾泻而下,进入他的头脑。他把前额倚在自己的手上,于是人们站在敞开的大门外面向里张望——我们假设这个景象发生在夏天的傍晚——可是,所有这一切历史的虚构是多么沉闷啊!它丝毫引不起我的兴趣。我希望能碰上一条使人愉快的思路,同时这条思路也能间接地给我增添几分光彩,这样的想法是最令人愉快的了。连那些真诚地相信自己不爱听别人赞扬的谦虚而灰色的人们头脑里,也经常会产生这种想法。它们不是直接恭维自己,妙就妙在这里。这些想法是这样的:
“于是我走进屋子。他们在谈植物学。我说我曾经看见金斯威一座老房子的地基上的尘土堆里开了一朵花。我说那粒花籽多半是查理一世在位的时候种下的。查理一世在位的时候人们种些什么花呢?”我问道——(但是我不记得回答是什么)也许是高大的、带着紫色花穗的花吧。于是就这样想下去。同时,我一直在头脑里把自己的形象打扮起来,是爱抚地、偷偷地,而不是公开地崇拜自己的形象。因为,我如果当真公开地这么干了,就会马上被自己抓住,我就会马上伸出手去拿过一本书来掩盖自己。说来也真奇怪,人们总是本能地保护自己的形象,不让偶像崇拜或是什么别的处理方式使它显得可笑,或者使它变得和原型太不相像,以至于人们不相信它。但是,这个事实也可能并不那么奇怪?这个问题极其重要。假定镜子打碎了,形象消失了,那个浪漫的形象和周围一片绿色的茂密森林也不复存在,只有其他的人看见的那个人的外壳——世界会变得多么闷人、多么浮浅、多么光秃、多么凸出啊!在这样的世界里是不能生活的。当我们面对面坐在公共汽车和地下铁道里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照镜子;这就说明为什么我们的眼神都那么呆滞而朦胧。未来的小说家们会越来越认识到这些想法的重要性,因为这不只是一个想法,而是无限多的想法;它们探索深处,追逐幻影,越来越把现实的描绘排除在他们的故事之外,认为这类知识是天生具有的,希腊人就是这样想的,或许莎士比亚也是这样想的——但是这种概括毫无价值。只要听听概括这个词的音调就够了。它使人想起社论,想起内阁大臣——想起一整套事物,人们在儿童时期就认为这些事物是正统,是标准的、真正的事物,人人都必须遵循,否则就得冒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危险。提起概括,不知怎么使人想起伦敦的星期日,星期日午后的散步,星期日的午餐,也使人想起已经去世的人的说话方式、衣着打扮、习惯——例如大家一起坐在一间屋子里直到某一个钟点的习惯,尽管谁都不喜欢这么做。每件事都有一定的规矩。在那个特定时期,桌布的规矩就是一定要用花毯做成,上面印着黄色的小方格子,就像你在照片里看见的皇宫走廊里铺的地毯那样。另外一种花样的桌布就不能算真正的桌布。当我们发现这些真实的事物、星期天的午餐、星期天的散步、庄园宅第和桌布等并不全是真实的,确实带着些幻影的味道,而不相信它们的人所得到的处罚只不过是一种非法的自由感时,事情是多么使人惊奇,又是多么奇妙啊!我奇怪现在到底是什么代替了它们,代替了那些真正的、标准的东西?也许是男人,如果你是个女人的话;男性的观点支配着我们的生活,是它制定了标准,订出惠特克的尊卑序列表;据我猜想,大战后它对于许多男人和女人已经带上幻影的味道,并且我们希望很快它就会像幻影、红木碗橱、兰西尔版画、上帝、魔鬼和地狱之类东西一样遭到讥笑,被送进垃圾箱,给我们大家留下一种令人陶醉的非法的自由感——如果真存在自由的话……
在某种光线下面看墙上那个斑点,它竟像是凸出在墙上的。它也不完全是圆形的。我不敢肯定,不过它似乎投下一点淡淡的影子,使我觉得如果我用手指顺着墙壁摸过去,在某一点上会摸着一个起伏的小小的古冢,一个平滑的古冢,就像南部丘陵草原地带的那些古冢,据说,它们不是坟墓,就是宿营地。在两者之中,我倒宁愿它们是坟墓,我像多数英国人一样偏爱忧伤,并且认为在散步结束时想到草地下埋着白骨是很自然的事情……一定有一部书写到过它。一定有哪位古物收藏家把这些白骨发掘出来,给它们起了名字……我想知道古物收藏家会是什么样的人?多半准是些退役的上校,领着一伙上了年纪的工人爬到这儿的顶上,检查泥块和石头,和附近的牧师互相通信。牧师在早餐的时候拆开信件来看,觉得自己颇为重要。为了比较不同的箭镞,还需要作多次乡间旅行,到本州的首府去,这种旅行对于牧师和他们的老伴都是一种愉快的职责,他们的老伴正想做樱桃酱,或者正想收拾一下书房。他们完全有理由希望那个关于营地或者坟墓的重大问题长期悬而不决。而上校本人对于就这个问题的两方面能否搜集到证据则感到愉快而达观。的确,他最后终于倾向于营地说。由于受到反对,他便写了一篇文章,准备拿到当地会社的季度例会上宣读,恰好在这时他中风病倒,他的最后一个清醒的念头不是想到妻子和儿女,而是想到营地和箭镞,这个箭镞已经被收藏进当地博物馆的橱柜,和一只中国女杀人犯的脚、一把伊利莎白时代的铁钉、一大堆都铎王朝时代的土制烟斗、一件罗马时代的陶器,以及纳尔逊用来喝酒的酒杯放在一起——我真的不知道它到底证明了什么。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