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然提出“砸烂公、检、法”

“文革”刚一开始，身为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就策划夺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权。1966年5月，谢富治派出了由44人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公安局，一个月以后，工作组的人数竟增加到313人。6月5日，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5000名公安干警大会上，市委宣布了北京市公安局新领导班子的名单，同时宣布对前任局长及其他领导成员隔离审查、停职反省。谢富治在讲话中说：“对一些反党分子、坏人撤销职务，停职反省，我们早有这个希望，今天终于实现了！”北京市公安局有1600多人受到迫害，72人被捕下狱。不仅如此，谢富治还伙同康生等人，指使、策动夺取了北京市的领导权，北京市领导干部13人遭到诬陷迫害，原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书记邓拓和副市长吴晗等人被迫害致死。

谢富治还鼓动造反派接管公安事务。12月31日，谢富治与周恩来接见了北京政法学院造反组织“政法公社”。谢富治竟突发奇想，对他们说：“你们是不是可以搞一个试点，把西城公安分局完全包下来，由你们去管。”周恩来愤怒地对谢富治说：“这是你说的，我不能同意！这事你决定不了，我也决定不了。这样大的事，要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还要请示主席批准才行。”

1967年2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实行军事管制，受到谢富治重用的军管会副主任刘传新掌握了军管会的实权。在谢富治的授意下，军管会先后炮制出《关于北京市公安局问题的汇报提纲》和《关于彻底改造旧北京市公安局的若干问题》两个材料，诬陷公安局“是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10名正副局长、117名正副处长、分（县）局长都是特务、叛徒、三反分子”，“全局有1000多坏人”。同时，谢富治还要求全国加快砸烂公、检、法的步伐。周恩来对此忧心忡忡，在接见山西代表时一针见血地斥责了谢富治的行径：“公安部把所有局长的权都夺了，只剩谢富治一个人，这怎么做工作？这是剜心战术。”

8月7日，谢富治与王力两人各发表了一次著名的造反讲话。王力在接见外交系统造反派代表时，煽动要向外交部夺权，打倒陈毅，引起了外交部的大动乱，酿成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恶劣外交事件。这个讲话被称为“王八七讲话”。同一天，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发表了“谢八七讲话”，公然提出“砸烂公、检、法”的口号。

1968年4月，谢富治授意刘传新以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的名义，写了《旧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团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特务间谍活动的一些情况的报告》，诬陷北京市公安局“长期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间谍特务活动”，“死心塌地为美蒋效忠”，是“反革命集团”。《报告》称“市公安局的特务间谍活动是在刘邓黑司令部的支持鼓舞下”，“在大特务彭真、罗瑞卿、刘仁的指挥下，遵照美蒋旨意进行的”。《报告》上报中央，于10月7日以中发（68）142号文件转发全国，成为谢富治等人“彻底砸烂公、检、法”的根据，在全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在谢富治的煽动支持下，“砸烂公、检、法”成为当时造反派一个主要的口号，全国的公安机关都陷于瘫痪。谢富治在“文革”期间的各项罪行，以提出“砸烂公、检、法”这项罪行波及面最广、造成的危害也最大。在公安部，谢富治伙同康生制造了“罗瑞卿为首的地下黑公安部”等冤案，公安部除了副部长李震、政治部主任施义之外，所有的副部长、正副局长、大部分处长都被逮捕、关押，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尽管周恩来愤怒地斥责谢富治的行为是“剜心战术”，但谢富治仍召见公安部处以上干部，宣布“夺权的大方向完全正确”。后来，周恩来多次要求谢富治解放一批公安部的干部出来工作，但谢富治都没理睬。

在所谓的“破四旧”中，谢富治也是毫不将法制放在眼里。1966年8月，北京首先掀起了“破四旧”的狂潮，打人、抄家的恶浪波及全国。林彪在8月18日的讲话中鼓动红卫兵“大破四旧”。谢富治紧随其后，在甘肃、陕西、湖北、北京等省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竟然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在北京市公安局扩大局务会上，谢富治又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报。”由于谢富治的煽动和纵容，北京打死人的情况非常严重。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