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瓦拉与卡斯特罗是患难之交。作为一个外国人，他与卡斯特罗一起解放了古巴，并先后担任古巴中央银行行长和工业部长的要职。但是，两个人的友谊最终没有逃脱从彼此无限信任再到逐渐产生分歧的怪圈。只是与其他兄弟彻底反目的例子不同，格瓦拉为了保存珍贵的１０年革命友谊，最终选择了离开古巴。

   １９５５年７月９日，经朋友介绍，格瓦拉与卡斯特罗在墨西哥进行第一次会面。由于共同的革命志向，两个人“一见倾心”，并促膝长谈达１０个小时。

    会谈结束后，卡斯特罗 认为格瓦拉不仅是一位志同道合者，而且医术高超，非常适合做未来起义军的军医，便邀请他参加古巴革命。格瓦拉受卡斯特罗的感染，当即要表示参加古巴革命军起义，并在卡斯特罗刚刚装订好的起义军名册第一页第一行，郑重其事地填上了自己的名字，在他后面，才是卡斯特罗兄弟的名字。格瓦拉作为一名外国人，戏剧性地成为古巴革命的“第一个成员”。

    正当革命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时，由于身份暴露，包括卡斯特罗、格瓦拉在内的２５名古巴人相继被捕。后来，在墨西哥进步人士的声援和古巴人在狱中的绝食抗议下，卡斯特罗等２５名古巴人陆续被释放。

    临走前，格瓦拉对卡斯特罗说千万不要为了他而把整个计划推迟。但卡斯特罗望着格瓦拉的眼睛坚定地说了一句“我绝不会抛弃你”。这句话所包含的真情深深打动了格瓦拉，使他对这位领袖产生了更强烈的忠诚敬爱之情。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卡斯特罗、格瓦拉等一共８２个起义军搭乘“格拉玛”号偷渡回古巴，在抢滩上岸时遇到古巴独裁者巴蒂斯塔军队的伏击，只有１２人幸存。起义者开始进入古巴东部的马埃斯特腊上区打游击。在两年的战火磨练中，格瓦拉逐渐从一个军医变成了一个屡立战功的优秀战士，其领导地位也随着古巴革命进程一步步凸显。１９５７年７月份时，卡斯特罗授予格瓦拉少校军衔。这是当时起义军最高军衔，只有卡斯特罗兄弟获得过此殊荣。在发布嘉奖令时，卡斯特罗亲自在格瓦拉的名字下面写上“提升为上校军衔”几个字，他的情人兼秘书则亲手将一枚少校级的金星别在格瓦拉的贝雷帽上。

    １９５９年１月１日，古巴解放。为了不让一个外国人第一个进哈瓦那，卡斯特罗命令卡米洛首先走进哈瓦那，而格瓦拉却驻扎在几个钟头路程以外的卡瓦尼亚堡，接受政府军的投降。建立新政权后，为了表彰格瓦拉对古巴革命的贡献，卡斯特罗授予他“古巴公民”的身份。出于信任，他还任命并不懂经济的格瓦拉先后担任古巴中央银行行长、工业部长的职位。然而正是这两项任命，不仅断送了格瓦拉在古巴的事业，也使他和卡斯特罗之间的革命友谊产生了难以弥补的裂痕。

    对于卡斯特罗的任命，格瓦拉一开始是充满信心的。他相信自己可以通过革命热情和努力，创造经济建设的奇迹。在最初几年，由于夜以继日地工作，以身垂范，格瓦拉很快赢得了人们热情的拥戴，古巴经济也在最初的几年里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热情毕竟不是万能的。经济人才的匮乏和外界施加的巨大压力让格瓦拉一筹莫展。他最终没能凭着一己精英分子的理念，挽回整个国家经济的颓势。从１９６２年起，古巴经济开始出现滑坡。这期间，出现了古巴人纷纷离开古巴的情况。到１９６２年中，已有约２０万人流亡国外，占古巴人口的３％之多。

    渐渐的，卡斯特罗对格瓦拉经济建设的主张和时间开始不耐烦了，再加上是否该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分歧，两人的关系在１９６３年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在这一年，从苏联访问回来的卡斯特罗决定在苏联的庇护下重新拾起已被格瓦拉抛弃的发展单一甘蔗经济的思路，导致格瓦拉苦心孤诣实现工业化的梦想彻底破灭。同时，卡斯特罗提升自己的弟弟劳尔为副总理，以取代格瓦拉的地位。格瓦拉知道他在古巴经济革命中的使命已走到尽头。正视自己在古巴的尴尬处境，回顾自己与卡斯特罗缔结的长达１０年的坚固友谊，格瓦拉决定放弃古巴国籍，离开古巴。

    １９６５年３月底，格瓦拉在工业部作了一次演讲后突然神秘地“失踪”了。一时间，关于格瓦拉政治命运的传闻哗然而起：有人说，由于格瓦拉在阿尔及利亚发表了批评苏联的讲话，他与卡斯特罗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躲进了墨西哥驻哈瓦那大使馆；有人说，格瓦拉哮喘病发作，还发了疯，进了哈瓦那疯人院；有人说，格瓦拉被撤掉了工业部长一职，向自己开了一枪……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