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从民族大义出发，在1936年12月12日发动对蒋介石的兵谏，为促成国共联合抗日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两党联手，经过8年艰苦奋战，最终战胜了日本侵略者；共产党也在抗日斗争中，迅速发展壮大，为日后夺取政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无论从哪方面说，张学良对共产党而言，都是有功之人。也因为这一点，我们在提到他时，多愿意讲他正面的东西，有意无意回避他不大光彩的一面。但史实就是史实，有些事也是需要说清楚的。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说蒋介石消极抗日，这自有其理，但就“九一八”事变这件事来看，“不抵抗”的主要责任，恐怕还在张学良。 
　　张学良本人在接受访问时就很明确地说，“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中央不负责任，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张学良还坚决否认他把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随时带在身边的说法，认为是“瞎说，根本没有这种事情”。（见周天度文章《蒋介石是否下令张学良不抵抗？》载《悦读》第五卷，第126页，21世纪出版社） 
　　对于蒋介石，周天度先生引用了他亲自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查阅的刚开放不久的蒋介石日记。他着重看了1931年9月16日到9月26日的日记，其9月20日日记写道：“雪耻，人定胜天。日本侵略东省已成之事，无法补救。如我国内能从此团结一致，未始非转祸为福之际。故对内当谋团结也。因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哀痛，如丧考妣。苟为我祖我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省永无人格矣。小子勉之……卧薪尝胆，教养生聚，忍辱负重，是我今日之事也！”从9月19日到9月26日，每日日记开头都写道：“雪耻，人定胜天。”9月26日日记写道：“我不能任其嚣张，决与之死战，以定最后之存亡。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亡，以存我中华民族之人格。”党史专家杨天石亦到美国去看过蒋介石日记，其中连蒋自己想去嫖娼的心理都记录下来，杨天石认为他的日记所记是真实可信的。 
　　在“九一八”事变前很长一段时间，张学良居住平、津，生活挥霍无度，吸毒严重，社交有失检点，外界物议沸沸扬扬。5月底，张学良因患重伤寒症入协和医院诊治。9月初，张学良病始痊愈。由于长时间发烧，张的头发脱落大半，身体十分羸弱，故仍在协和医院休养。其时的张学良大半还是个纨绔子弟，让这样的人面对虎视眈眈的日本侵略者而握有保卫边关的大权，实在是中国的悲哀。他疲惫已极放纵声色的心灵根本没有战备观念，心里也怕打不过日本人，根本没有作战准备。客观原因是，他身为陆海空副司令兼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却脱离东北而坐镇北平，也将大部东北军带到了关内（这里有蒋介石的错误，蒋介石为了结束蒋、冯、阎大战而让张学良入关助战。日本人也正是看准了军阀割据的局面，才以为有机会进攻中国的），致使镇守东北的军队不足以与日军抗衡。加上他心存幻想，以为日军不会轻易开战。结果叫日本人打了个措手不及，就干脆来了个不抵抗，将全部可调动的东北军都撤往关内而保存实力。就连国民政府通知他到南京开会，部署锦州会战抵抗日军，他都不去。 
　　客观地说，张学良的个人素质决定他不是一个能独当一面、支撑危局的良将。他是靠着他老爹，吃现成饭起家的，交际外加搞点什么文物鉴赏。这些附庸风雅的事他做得有声有色，故成为“民国四公子”之一。可一旦遇到重大变故就难有正经主意了，根本不是个打仗当将军的材料。事变后的1931年11月20日，上海《时事新报》以《马君武感时近作》为题，发表了这位广西名流的两首七绝。其一，“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其二，“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讽刺的就是这位“公子”。 
　　当然，他后来看日本残害中国严重，不由想到自己对这些被害者应负的责任，负疚也好，觉悟也好，终究走向了团结抗日的道路。他放弃东北，遭国人唾骂，心里也是很不好受的。他内心还是想抗日，毕竟他的东北“老窝”还被日本人占领着——最起码，也想挽回点自己的影响。所以，蒋介石叫他打红军他就急了，就对蒋介石做出强硬行为，发动了“西安事变”。他反感于蒋介石的“安内”之策，有改邪归正之举，这是他的爱国之心。但是，前期的不抵抗给国家民族造成的巨大灾难是难逃其咎的，他该承担的责任，不应要别人来承担，更不能因功掩过。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