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特立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教育家。他一生从事教育工作长达70余年,创办了梨江高小、长沙女子师范、鲁迅师范等多所学校,曾在周南女校、湖南第一师范、延安自然科学院等担任校长(院长)或任教,培养出了毛泽东、蔡和森、李维汉、田汉、许光达等一大批优秀的革命和建设人才,为近代中国以及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作为一位心系天下的职业革命家和教育家,徐特立也非常注意对子孙后代的教育。徐特立与妻子熊立诚一共生育过八个孩子,但长大成人的只有四个:大女儿徐守珍、大儿子徐笃本、小女儿徐陌青、小儿子徐厚本。在徐特立的教导下,这几个儿女都受到革命影响,并曾为革命作出贡献,甚至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教育徐笃本以工作为重,不要急着恋爱
徐特立对子女严格要求,谆谆教诲。他经常讲,青年人一定要多替别人着想,要为社会多做些工作,而不要过多地想自己、想家庭。
大儿子徐笃本出生于1906年。当他入长沙一所中学读书后,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他自己也未拒绝,但徐特立不同意。徐特立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你还年轻,应该为革命刻苦学习,在事业上打好基础,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要先想为社会出力,不能先安排自己的小家庭。如果大家都只顾一己之私,社会怎能前进呢?
徐笃本听从父亲的教导,将心思全部投入学习和工作之中。他学习刻苦,做事认真,关心社会问题和百姓疾苦,中学时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年仅19岁的徐笃本积极参加农民运动,担任湖南醴陵农民协会主席,把那里的农民运动搞得蓬蓬勃勃,如火如荼。这时,当徐特立再问到他的婚姻问题时,他回答说:现在没有时间谈这个了,斗争那么激烈,革命的事还忙不过来呢。就这样,徐笃本将全部精力用在了革命事业上。
繁重艰苦的革命工作,使徐笃本积劳成疾,于1927年病逝于长沙。他去世后,组织上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很多人为他送灵,后运回老家安葬。徐笃本去世时,年仅21岁,还没来得及成家。
支持徐厚本夫妇参加革命
小儿子徐厚本出生于1917年。在他两岁多时,父亲徐特立远赴欧洲勤工俭学。1924年7月,徐特立回国,马上又投入办学之中,先是创办长沙女子师范,后任长沙师范学校、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在繁忙的工作中,徐特立难得与家人团聚一次。1927年,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后,徐特立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与家人一别就是十年。
在这十年中,徐厚本先是读完了小学,1933年就读荷花池长沙县第一中学(次年改名长沙县立初级中学),因家庭经济困难,于1935年辍学,到长沙大车修理厂当学徒。
1937年12月,徐特立作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驻湘代表,由延安回湖南主持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的工作。通讯处的其中一项工作是组织、动员进步青年去延安参加革命。很快,就有数百名有志青年奔赴延安。徐厚本动了心,在一次到长沙看望父亲时,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虽然徐特立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已有丧子之痛,但考虑到延安正需要汽车修理工,便同意了儿子和儿媳一起去延安投身抗日战争的请求。可是,徐老太太舍不得他们远走,后来又要儿媳留下来。徐特立就做妻子的工作:“儿子和媳妇是去学习,去干革命,应该让他们一起去,我们怎么能将他们拆散呢?”他还说:“儿子、媳妇,我们是要疼爱的,但叫他们总是蹲在自己身边,就会耽误他们远大的前程。父母疼爱子女,就要让他们到应该去的地方去,为社会做一番事业。”
在徐特立支持下,徐厚本夫妇于1938年春奔赴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了6个月,于1938年7月被组织派回长沙。不幸的是,徐厚本在途中染上了伤寒,回到长沙时病情已很严重,虽经医治仍不幸去世。
教育大女儿徐守珍多想政府和国家的困难
徐特立的大女儿徐守珍(又名徐静涵)出生于1904年,自幼爱好美术。出于对女子教育的支持,徐特立支持徐守珍就读男女合校的岳云中学。正是在这里,徐守珍与同学黄宪章自由恋爱。中学毕业后,徐守珍于1927年考入上海新华艺术学校,很快成为中共领导的赤色工会的积极分子。1928年,徐守珍因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的活动被捕,与家人失去联系。在她出狱后不久,上海沦陷。面临失业的徐守珍,经人介绍在上海某日伪机关找了一份看大门、送信件的差使,但从未做过危害人民的事。在此后20多年的时间里,她与父亲徐特立完全失去了联系。
1949年上海解放后,徐守珍终于和父亲取得联系。徐守珍的女儿徐舟回忆说:“我母亲徐守珍1928年在上海被捕失踪,解放后突然来到北京。失散20多年的父女重逢了,外祖父十分惊奇。了解到母亲这些年的艰苦生活,外祖父很难过,但仍要母亲努力工作,不要光想到自己的困难,而要多想政府和国家建设时期的困难。而我母亲原以为外祖父会答应她到北京来工作,听了外祖父的话,便安心回上海工作去了。”
在给女儿的信中,徐特立说:“我已74岁,每天还要做8小时的工作。生活费公家尽量给我,但时局艰难,我不愿多开支,所以我不望你北上。……你们如果需要我党录用,那么需要比他人更耐劳更努力,以表示是共产主义者的亲属。”此后,徐特立多次写信给徐守珍夫妇,鼓励他们在政治上要求进步,关心国家的振兴。在1951年9月的信中,他说:“政治不在口里能说大道理,而在能和劳动群众站在一起,自己的困难放在第二位,劳动群众集体的困难放在第一位,还要注意国家在建设时期的困难。”在1953年9月的信中,他说:“知道你们夫妇已解决了失业问题,希望你们努力工作,并关心其他失业的人们。……我希望你们每一日每一时都不要只为自己着想。上半晚想自己的困难,下半晚一定要想群众的困难,以及政府的困难,机关负责人的困难。这样去做人,自己的个人苦恼没有了,胸怀开展了,就不知不觉变成了一个前进分子。”在1955年10月的信中,他嘱咐道:“你们安心自己的业务,同时不忽视政治,即是你们的光明前途。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是势不两立的。”“你们没有家庭之累,除自食其力外还可多少购买少量公债,于公于私均有利益。”
教育小女儿徐陌青诚实劳动,做有益于人民的人
徐陌青是徐特立的小女儿,出生于1916年,是一个从小就不得不支撑起家业的孩子。徐舟回忆说:“1927年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了。我的大舅父牺牲了,母亲被捕失踪,父亲单方面离婚出走,年逾五十的老教育家、外祖父徐特立跟着共产党走了。家庭的剧变和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外祖母神经失常。那时小姨只有11岁,小舅舅10岁,我刚刚满4周岁。是11岁的小姨挑起了这个四口之家的生活重担……”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徐特立回到长沙,动员小女儿去学医,以便为抗战出力。就这样,徐陌青进入长沙自治女校护士班学习,毕业后进入长沙重伤医院工作。在这里,她结识了一位热心抗日救亡、有学识有才干的外科大夫卢振声,后来二人结为夫妻。抗日战争期间,徐特立曾两次派人或来信接夫人、孙女去延安,并叫徐陌青与丈夫同去。徐陌青考虑到父亲工作繁忙,母亲有病,加之小外甥需要照顾,便遵照母亲意见留在了长沙县,与母亲相依为命,默默奉献自己的青春。
新中国成立后,徐陌青与母亲一起到了北京,被分配到北京铁路医院工作。徐陌青工作认真、负责,积极参加机关干部的学习活动。她于1952年调到铁道部北京铁路总医院工作,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护士岗位上,她勤奋工作,默默奉献,直至1977年退休。徐舟回忆说:“外祖父谆谆告诫子女要靠自己的诚实劳动生活。小姨按照父亲的教导身体力行,不仅没有非分要求,即使是自己应该得到的,而组织上没有考虑或有困难,她也从不提出。小姨常对我说:‘作为老人家(外祖父)的后代,要诚实地劳动,始终做有益于人民的人,才不愧对老人家,决不要给老人家脸上抹黑!’金玉之言,掷地有声。小姨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也没有一串串辉煌的‘名号’,只有诚实的劳动、简朴的生活、忠厚的为人。”
悉心关心、教育儿媳徐乾
徐特立对儿媳徐乾的悉心关心、教育,更显现出一位革命家、教育家的宽广心胸与感人情怀。
徐乾,原名刘翠英,长沙县人,1933年与徐特立的小儿子徐厚本结婚。1938年春,在徐特立的支持、鼓励下,徐乾将一岁多的女儿交给婆婆照看,和丈夫一起赶赴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6个月后,她和丈夫一起被组织上派回湖南工作。不幸的是,丈夫徐厚本途中染病,回到长沙后医治无效去世,留下她们一对孤儿寡母。徐乾因伤心过度,不慎摔伤,从此落下头疼症。
徐特立一方面忍受着巨大的丧子之痛,一方面又要安慰儿媳,帮助她早点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此外,为了防止老伴伤心过度,他还要与儿媳一起隐瞒儿子的死讯。他多次给儿媳写信,安慰她,鼓励她开始新的生活。在1938年夏的一封信中,他说:“你是我们家里的人,你的孩子也是我们家的骨血。但你还年轻,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你结婚以后,我们便不以翁媳相称,你做我的女儿也可以,作为同志也可以,后一种更有政治意义。在你结婚之前,你的生活我还是要负责的。”为了解决徐乾的后顾之忧,徐特立把她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加以关心、照顾,使徐乾很快从痛苦与烦恼中解脱出来,下决心再去延安学习。
徐乾在《历久常新的回忆——永远铭记父亲徐老的言传身教》中,对此作了详细的回忆:
(1938年11月)长沙大火之后,八路军办事处辗转迁到桂林。我和徐老太太带着孩子也跟徐老来到桂林。在这里,徐老虽然工作很繁忙,可是对于我的个人生活和政治生命,却是经常关心的。当时,有一位男同志追求我,徐老知道这事之后表示同意。他还对我说起青年人选择伴侣的条件,首要的是厚道、品行端正、不轻于弃妻、年岁相当。老人家还对我说:“他是党员,政治上很进步。共产党是人类最先进的集团。同他结合,不会有夫权统治你。在革命队伍里,选择配偶,不是为了钱财和地位,而是要选择先进的人。同时,你在他帮助下,可以更前进,还有入党的希望。”老人家对我这样真诚的关怀,使我感动。但我怎忍心离开这样慈祥可亲、德隆望重的老人呢?……我拒绝了这桩婚事,并且请求再去延安学习和工作。老人家理解我,信任我,他同意了我的请求。
徐特立极力支持徐乾的革命愿望,并为此费了一番苦心:一是想方设法瞒住夫人熊立诚。为了不使老太太因儿媳远离久别而悲伤,徐特立与徐乾相约仍然瞒着她,只是对她说,让她和小孙女暂时回湖南,让徐乾留在桂林。二是苦心孤诣地为儿媳刘翠英改名。徐乾回忆说:当徐老送我和小孙女走的那天,特意来到我所住的天井,亲切地对我说:“你要走了,我把你的名字改一改吧。”他拿出一张纸片,我看见上面写着“徐乾”二字。他又补充一句:这像个男性的名字。当时,我虽然并不了解其中的深意,却能体会老人家的深情。
在徐特立的关心和支持下,徐乾于1940年1月踏上了去延安的路途,先是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后入中国女子大学学习,正式走上革命的道路。
同年秋,徐特立回到延安,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工作非常繁忙。鉴于这种情况,组织上把从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毕业的徐乾调到他身边工作,担任机要秘书兼生活秘书,从事文件收发、整理和照顾老人家生活的工作。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徐特立无微不至地关心着徐乾的成长。徐乾回忆说:
徐老叫我集中精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文化知识。他老人家亲自为我制订了作息计划,并要求我贴于座右,严格遵守。徐老要求我做到如下三点:一、每日工作八小时,上午四个钟头均作学习之用,不会客、不闲谈、不外出。二、下午两小时看报、看党的文件,另以两小时处理他给我的工作。三、星期日及星期六下午洗衣会客、整理衣服用具及外出会友。
徐老既是慈父又是严师。他对于我的学习抓得这样紧,许多工作情愿自己动手处理,也要每天腾出四个小时让我专心学习。当时我年轻,好动不好静,没有养成专心读书的习惯,加上文化水平低,读理论书籍感到很吃力,而喜欢读那些故事性强的文艺书刊,在时间上也不能抓得很紧。老人家发现这些缺点后,不断地对我进行帮助教育。他多次以鲁迅和列宁为典范,来说明珍惜时间和把握工作中心的重要性……
1941年,徐特立用省吃俭用存下的6元边币买了一本《苏联共产党历史简编》送给徐乾,并在书的扉页上写了一段话,热情地鼓励徐乾:“乾儿,四年前你还是一个落后的家庭妇女,而今成了一个共产党员,实出我的意料之外。希望你真能继承我的革命事业,我从现在你的行动看有很大的可能性。”徐特立嘱咐徐乾暂时放弃其他书籍的阅读,专心攻读此书,并在学习时间上也为徐乾作了具体安排。
面对这位慈爱、伟大的父亲,聪明理智的徐乾深受感动,立志不离开徐老,下决心带着小女儿把两位老人服侍到老,革命到底。从此,徐乾作为徐特立的儿媳和秘书,长期生活在徐特立身边,侍奉老人近30年,直至徐特立于1968年去世。对此,谢觉哉曾称赞徐乾:“不止是一般儿女之孝,而已近乎道矣!”在这过程中,徐乾时时处处以徐特立为榜样,学习老人家“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崇高精神,在知识、品德、能力等方面迅速成长起来。凡与徐乾打过交道的人,都深深感受到徐乾“颇有徐老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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