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郭沫若先生是个大政治家、大文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等要职。可是,他一点官架子都没有,和我们这些文艺工作者平起平坐、过从甚密,其中几件趣事,写出来与大家共勉。 

　　“这个题材还是不拍为好” 

　　196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陈播决定要拍摄历史故事片《郑成功》,拍摄这部片子的目的是要通过郑成功在台湾这段历史,反映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厂里确定由我出任此片导演,我高兴地接受了这一光荣任务。厂里认为请郭沫若先生来撰写这部片子最为合适,当即决定由编辑部主任王影和责任编辑徐一亢前去登门请郭老出山。郭老欣然允诺,并提出动笔之前,先要去福建当年郑成功活动的地区考察,同时要求参看几部台湾拍摄的民风影片。 
　　不久,郭老由王影主任等陪同去到福建沿海地区进行考察,回京后来到八一厂观看有关台湾风俗人情的参考片。那天在标准放映间门口,陈播厂长向郭老介绍了我是这部未来影片的导演。郭老亲切地握着我的手风趣地说:“寄洲同志,去年你拍的《哥俩好》,获得了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我还为获奖影片写了条幅,这次希望你拍好这部片子。《郑成功》嘛,成功成功,一定能成功呀。” 
　　陈播厂长请郭老走进放映厅,落座后,郭老指着身边的夫人于立群笑着对我们说:“她过去也算是个电影明星,可以在你的影片中演一个角色么?”于立群连连摇手说:“不行了,都老了。”郭老笑着说:“演大姑娘当然不行了,演个老太婆总还可以吧。” 
　　大约过了两个多月,一天,王影主任通知我说郭老有事找我们谈,叫我和她一块儿去郭老家。 
　　我和王影、徐一亢一块儿来到了郭老家。郭老拿出一沓手稿放到王影手中,很认真地说:“本子算是写出来了,不过请你们回去向陈播同志禀报,这个本子恐怕不能拍摄了。”我惊讶地问:“为什么?”郭老说:“前些天本子刚写完,正想再修改一遍,就在这时候有人告诉我说:台湾也在拍《郑成功》,而且据说是蒋介石亲自指定的。我听后立即意识到,台湾要拍《郑成功》,是想借此暗示‘建设台湾,反攻大陆’。再回头来看我的本子,郑成功屯垦台湾,为的是反清复明,也就是‘反攻大陆’之意。我经过再三考察,这个题材还是不拍为好吧。” 
　　从郭老那里出来,我深深觉得:宁肯几个月的心血白费,也要严把政治关,这是郭老以自己的行动给我们上了一课。 

　　“陈世美为人正派” 

　　郭老喜爱广交朋友,在郭老家里,我们这些文艺界人士都是常客。到访的人中除了电影导演和演员、话剧演员、戏曲演员,还有曲艺演员,我就是在郭老家认识相声大师侯宝林的。郭老非常愿意和大家在一块儿品评、讨论作品,我们更愿意聆听他的意见、建议。记得有一次谈到电影《三笑》的时候,郭老笑着说:“这完全是瞎编的,按照当年历史记载,秋香比唐伯虎年长40多岁,唐伯虎怎么会看上一个老太婆呀?”另外一次,讲到京剧《秦香莲》中包公怒铡陈世美一场戏时,郭老幽默地说:这完全是一桩冤假错案啊,陈世美这个人物在历史上是个为人正派、品质优良、满腹经纶的优秀书生。当年陈世美进京赶考,因家境贫寒,一路上依靠三个富有的同乡资助才得以进京考试高中的,但其他三个同乡却名落孙山。三人同去找陈世美求个一官半职,却遭陈世美严词拒绝这一非分要求,三个人怀恨,商议编了一出戏臭陈世美。他们把戏改到几百年前的宋朝,让包青天怒铡了陈世美。剧中秦香莲这个人物是虚构的。 

　　“我房间内一钱不值的东西” 

　　郭老家有一间宽敞的书房,是我们最喜欢去的地方,因为那里摆放着许多国际友人赠送给郭老的珍贵礼品:古玩、雕塑、印章、书画,还有精美的日本小工艺品……满屋的精品让人欣赏起来有目不暇接之感,而且每一件礼品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听起来十分有趣。 
　　这天,我无意中走到窗台前,看到一件十分古怪的东西——体积约莫有一只小巴儿狗那么大,上边根根须须、盘根错节,造型很是奇特。我不知是何物,问走过来的谢添说:“老谢,你看这是什么?”谢添看后也是摇头。此时郭老走过来解释说:“这东西是我这间屋内一钱不值的东西,是我在厦门海边散步时捡回来的一个老树根呀。”谢添说:“啊!这玩意儿摆在您郭老家就是价值连城,要是摆在我家,那就真一钱不值了。” 

　　“我今儿个又有了一个干女儿” 

　　郭老毕竟是个文化人,没有一点儿官架子,经常和我们称兄道弟,他称呼崔嵬为“崔大帅”(电影《宋景诗》里的人物);叫新凤霞“巧儿”(她在评剧中饰演过刘巧儿这一角色)。记得有一次他写信给王影,开头就是“王影老大人”的称呼。后来王影见到郭老说:“郭老呀,您老人家都70多岁了,还称呼我‘老大人’,我这年纪做您的干女儿都行呀。”郭老一听,眉眼一展,向正在旁边屋内的夫人喊道:“立群!立群!你快来,我今儿又有了一个干女儿了。” 
　　还有一次,郭老当着几个男女演员说:“你们都是演员,可是你们不知道我也曾经登台当过演员。”大家好奇地问:“您演的是哪一出戏?扮演的是什么角色?”郭老笑着说:“那年在重庆《中国剧艺社》排练我编的话剧《棠棣之花》,有一场戏中的一幕是需要一个‘死人’躺在舞台上不能动,找谁演呢?我自告奋勇扮演这个角色。这个角色不好演,躺在那里连呼吸都要很小,腿上痒,也不能挠,不好演哪。”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怎么样?赚了吧?” 

　　郭老有一个爱好,就是每到一地都要去逛文物古董寄卖商店。记得有一回,去福建厦门,郭老和夫人于立群等人来到了一家文物古董寄卖店,郭老看到了一对鸡血石印章,拿在手中看了许久,思考了半天后连连点头,随即提出要买。商店的定价是两万元(旧币,合今天200元人民币),郭老让我去付款,于立群同志不满地说:“两块鸡血石,哪值两万元呀?”郭老摇了摇头未加解释,只说“买下了”。几天后他们到达上海,郭老让秘书拿着那两方印章去一家有名的古董寄卖店估价。秘书去后不久,喜笑颜开地归来,说:“郭老您真有眼力,那位寄卖行经理仔细看了印章,又请出来几家寄卖店的专家,还翻看了一阵线装书,之后对我说:‘你是现卖还是寄卖?’我回答:‘现卖。’经理当即拍板说:‘20万(合今2000元人民币)。’郭老一听,笑着说:“当时我就认出了这两方印章是元朝年间封疆大臣的官印。怎么样,赚了吧?”于立群同志也笑着说:“那你还干现在的工作干什么?去当文物掮客算了。” 

　　“再过一个钟头就是明年了” 

　　我家客厅里,悬挂着一帧1962年郭沫若为我书写的条幅,看着上面郭老那笔走龙蛇的墨迹,每每让我回想起当年。 
　　1962年年终,我正准备吃晚饭,郭老的秘书突然来到我家说:“严导演,郭老请你吃年饭,还有王心刚、王晓棠也请上。”我连忙叫上二人,一块儿坐车去赴宴。可车子没去郭老家,而是直奔中国科学院。到了那里,我看见北影的崔嵬、谢芳和谢添,还有京剧院的杨秋玲等人已经到了。郭老笑眯眯地把我们带进了科学院的大礼堂,只见礼堂里已经高朋满座,大家热烈地鼓掌欢迎我们。此时郭老健步登上舞台,用他朗诵似的声音对我们说:“同志们!明天就是新的一年了,为了庆祝新年,我今天特意请来了一些艺术家,来为大家表演精彩节目。”礼堂里顿时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我们一听都傻了眼:我们哪来的什么精彩节目啊?郭老见我们面有难色,安慰说:“你们不用着急,今天晚上我已经请来了川剧院的少年班演出,你们只要上台亮亮相就行了。”崔嵬说:“郭老呀,那可不行,我们好赖总得凑几个节目吧?”崔嵬是我们这些人中间的老大哥,他停顿了一下,说:“这样吧,谢芳你是歌剧演员出身,就唱一曲《洪湖赤卫队》;谢添你的拿手好戏是‘变脸’,今儿个再露一手;王心刚,你朗诵毛主席诗词;王晓棠,你唱一段京戏;杨秋玲就唱一段《杨门女将》,场面由京剧院同志负责,我打大锣,谢添拉京胡,严寄洲你抱布,就这么定了。” 
　　我们演完,川剧演出开始后,郭老招呼我们说:“走!打牙祭。” 
　　晚宴很丰盛,大家边吃边聊,郭老显得特别开心。我趁机向郭老提出:“郭老!我想请你给我写个条幅。”郭老二话没说,当即答应了我的要求,在座的其他人也纷纷提出同样的要求,郭老连声说:“写!写!都写。” 
　　聚餐结束,郭老回头对秘书说:“马上准备纸墨笔砚,写!”我连忙说:“太晚了,快11点钟了,改天再写吧。”郭老摇了摇头:“不,再过一个钟头就是明年了,别人会说这个郭沫若架子也未免太大了,1962年请他写的条幅,直到1963年才写出来。不行,不行,今儿晚上,12点之前一定要写出来。” 
　　笔墨到齐,郭老一挥而就: 
　　 
　　创业良难继亦誜, 
　　坚夫接踵战狂澜; 
　　既收水利丰年东, 
　　更树勤天世界观。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为严寄洲同志 
　　郭沫若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