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1900年8月30日—1976年7月1日)。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建国后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推动建立国际关系研究所(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外交学院和世界知识出版社。 
　　 
　　我曾提出过一个看法，认为建国后从思想上来说有两条外交路线，一条自然以毛主席为代表，另一条就是张闻天的思想。周总理思想上接近张闻天，但实际执行的是毛泽东路线。这里先只简单谈点这时期张闻天与周恩来、陈毅关系中的一些情况。张闻天与周恩来 
　　周总理和张闻天都是见过大世面、具有世界眼光和时代观念的人，外交思想比较接近是很自然的。再加上不知是否出于历史的原因(张闻天做过党的总书记，两人同为延安整风中挨批的主要对象)，他们一直都是互相尊重和互相照顾的。在平时工作中，周恩来比较尊重张闻天的意见，生活上也注意照顾。而且1959年庐山会议后没有见到周恩来对张闻天的批判。张闻天不但同意周恩来的不少外交思想，而且也很佩服他“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由于一些思想相通，所以周恩来受到批评时，张闻天往往表示同情，有时两人还站在一起。例如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毛泽东批评周没有及时突出台湾问题，张闻天就曾对我表示不以为然。1956年国内反冒进时，张闻天也在外交部大讲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在外援上“打肿脸充胖子”。后来周恩来遭到反“反冒进”的批判，张闻天不但表同情，而且认为他不应来外交部一再检讨。 
　　当然也不必隐晦，周恩来和张闻天两个人之间还是有些矛盾和相互看不惯的地方。例如张闻天就一直认为总理有事务主义的毛病，事情管得太具体，对下面不放手。特别是他认为，总理对形势政策研究不够，也不太重视基本业务如规章制度等的建设，可以花很长时间接见个别记者或中外人士，却没时间及时审批一些重要文件，有时参加使节会议或外事会议的代表等候总理接见，得等上一两个月，一次等了两个多月，最后宣布总理没时间，不见了，让大家回去。张闻天对这些都很有意见，我也听见他在部务会议上正式提过。但是反过来，周总理却认为张闻天有点偏重研究和务虚，对具体工作抓得不够，特别是对交际工作没兴趣，会见外宾不积极。1957年初周总理还在外宾接待问题上没有指名地对张闻天当众发了一顿脾气。 
　　对外宾接待，建国后特别重视一定要搞得场面宏大，招待丰盛，讲排场。图好看。对这些，几位副部长和礼宾司部分同志都有意见，地方上也有些反映。尤其是张闻天，他认为在外宾接待上规格太高，不但造成过分的铺张浪费，也违背国际惯例(如群众夹道欢迎、请客送礼太滥太丰盛等)，并且公开批评说，这和援助外国、支持世界革命不自量力一样；都是打肿脸充胖子，因此他一再提倡进行礼宾改革。也许是乘国内反冒进之风，主管礼宾司的姬鹏飞副部长领人去了一些省市视察外事处工作，回来就让秘书李颉写了一份反映接待外宾铺张浪费的材料。材料定稿后姬批示办公厅送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张闻天从外地回来，知道这件事后立即打电话让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制止，但吴冷西说不但已经刊出而且也已经发出去了。正好当天怀仁堂有晚会，张闻天遇到邓小平，建议全部收回这本《内参》。不料邓小平却满不在乎，说反映一点情况有什么关系，何况还是在《内参》上，用不着收回。而且无独有偶，正是在这件事的前后，张闻天原先布置礼宾司起草的礼宾改革方案，在征求各方意见后已形成正式文件，张闻天就报请代总理陈云和邓小平审批。但陈云不干，他说这是周总理管的事，还是等他访问回来再说。在历时三个月访问亚欧U国之后，周总理一行于1957年2月6日回国，3月7日在国际俱乐部一次酒会结束后，当着外交部领导的面(张闻天没参加)，批评分工管礼宾又在场的姬鹏飞，却故意指名并不相干的乔冠华，发了一顿脾气，说以后请客没钱了就用我的工资。大家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没人吭气，只有贺龙和乔冠华跟着敲边鼓，说他们的工资也可以拿出来。张闻天和外交部酝酿好久的礼宾改革，从此也就束之高阁。 
　　礼宾问题讲得这么啰嗦，因为这是张闻天在1959年外事会议上挨批斗时的一条重要罪状——“反总理”。实际上，根据我的观察，无论是张闻天还是周总理，后来好像都没把这当成一回事。他们的关系依然不错，所以才有一年后陈毅接任外交部长时，正是周恩来主张让张闻天继续留任的事。 
　　 
　　张闻天与陈毅 
　　 
　　我回到外交部就听说陈毅一再提出想做外交工作。1955年随周恩来出席万隆亚非会议，1956年在党的八大会上就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作发言，陈毅要做外交工作的大局就已基本上看定了。但不知什么原因，直到1958年2月才宣布他代替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长。陈毅来外交部，究竟对周恩来意味着什么，现在仍然猜不透，但对张闻天意味着决不会受到重用，却是当时人们’一下就看得出来的。 
　　对于陈毅来外交部，张闻天早就料到了，估计他的心情会是复杂的。他固然是个能上能下、不计较名义和地位的人，但是明显地得不到信任，恐怕总会感到不那么愉快。对于和陈毅相处，我看他也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一直听说陈毅坦率直爽，以为比较容易相处。另一方面，两人终究没有共过事，不完全能摸准对方的脾气，这又使他的处境有点微妙或者说是难办。大胆抓工作吧，他可能顾虑被怀疑为擅权，是不是目无领导；缩手缩脚、摸领导意图或遇事退后，这又完全违背他的精神和性格。为了确定今后走向，在陈毅上任前他先去摸了一下底，主动找陈恳谈。他事后检讨说，他是欢迎陈毅来任部长的，两人也谈得很好。陈毅强调他自己是专职部长，要每天来部上班，大小事都要管。面对这种情况，张闻天认为自己应该在工作上“尽量后退一些，请他抓起来”。张还向办公厅作了布置，为部长每天来上班作好准备。于是办公厅就给新部长收拾了一个全部最大的办公室，并根据他的爱好，买了一些古色古香的书柜和一批线装书。至于张闻天自己，为了让陈毅更多和更放手地抓工作，减少可能的干扰，一是建议设两个常务副部长：自己仍然留任，但偏重于形势和政策的研究t另一位为章汉夫，着重日常外交业务的处理。这一建议得到周恩来和陈毅的赞同。三是成立综合业务组，除为部里起草文件报告、编写内部通报刊物、接收原研究室的业务外，还为张闻天的某些研究工作服务。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张闻天的估计和设想是错误的，他对陈毅的思想作风并不了解。陈毅上任后除去头几天来部里主持开了几次会以外，并没有来外交部上班，后来也一直没见过他来上班，还是在中南海内办公。 
　　根据两年的观察体会，陈毅和张闻天的作风大不相同。张闻天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是作家而不是诗人)的气质。陈毅则是将军加诗人，作风显得粗犷和豪放，工作放手，不拘细节，容易得到干部和群众的欢迎，但有时在外交场合就显得不完全适应了。而且他当部长，并不像说的那样，“部里什么事情都要管”，而是部里的日常工作基本不管，更不用说深入部里各单位检查和指导工作了。作为党组秘书和主管调研的综合组长，在我的印象里，除两次使节会议和一次务虚会议外，几乎没有参加过陈毅专门召开的有关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以及内部业务的研讨会。一些重大问题如炮打金门和中美会谈，反而是周总理在直接抓。当时热门的中苏关系，则属党际问题。外交部很少插手。这种差别很大的两种作风和性格，不发生矛盾和冲突那才怪呢。其实，根据陈毅的性格和作风看，他的“意图”很清楚，就是只进行些大面上的活动，外交部的一切工作仍照以前那样由张闻天等几个副部长和各单位去办，他主要是承上启下，对重要文件向上照转，再大一点的事情自有周总理以至毛主席抓。所以张闻天的“后退”，很快就使矛盾表面化了。 
　　陈毅来部三个多月，外交部召开了务虚会。在讨论了一天解放思想和外交跃进之后，陈毅号召大家给部领导提意见，特别强调，周总理委托他要大家对自己过去的工作进行批评。在陈毅一再，要求下，张闻天在十多天后有准备地对总理的领导加以充分肯定后提了三点意见。这时，不料陈毅话锋一转，批起了张闻天，并且从延安整风讲起，第一次公开讲出了毛泽东对张闻天“快、高、空、怯、私”五个字的指责。由于从来没听说过，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感到很吃惊。在张闻天第二天被迫作出四点检讨(这是上了《张闻天文集》的)后，事情才告结束。不过从表面上看来，陈毅和张闻天两个人对这件事好像都没有怎么在意，一切还是原来的样子，张闻天抓工作倒是更积极主动了些。 
　　 
　　(摘自《何方谈吏忆人》，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有删节，标题为本刊所加)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