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件是讲“养生之道”。我初到延安时，陈云同志还不到40岁，身体就不太好。他说，他是“木炭汽车”，走走停停，走几里路，就要停下来，加加“热”，修理修理，有时还要有人推一推。但他懂“养生之道”，受毛主席哲学思想的启发，想通了多做和少做、工作和健康之间的关系，很好地处理了这一对矛盾，活到90高龄，并因此而为党为人民作出了更多的贡献。我78岁那年，陈云同志（时年81岁）为我手书条幅一帧，升华为“多做就是少做，少做就能多做”这富有哲理的12个字。他的经验之谈使我心向往之。遗憾的是，我始终做不到。“非不愿也，是不能也”。一种历史的责任感使我觉得要抓紧干，特别是应该把自己在中央领导下亲身经历、知之甚详的大事、要事、经验、教训赶紧写出来，留给后人，作为殷鉴，以便把我们这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得更好。

二

1949年5月，新中国诞生的前夕，党中央书记处和毛主席决定调陈云同志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工作。在这以前，他主持过陕甘宁边区和东北解放区的财经工作，有领导财经工作的经验。毛主席要我协助陈云同志工作（那时中央已决定我“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并要做书记处分配给我的一些工作）。7月，中财委在原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工作部和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基础上组建完成。建国后改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陈云同志任主任，我和党外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任副主任，以后又陆续增加李富春、曾山、贾拓夫、叶季壮等同志为副主任。


中财委成立以后，面临的全国财经形势是很严峻、很复杂的。我们虽然将官僚资本企业收归国有，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但小私有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所占比重很大。投机资本家凭借他们掌握的足以捣乱金融物价的经济实力，经常兴风作浪。说什么“共产党是军事100分，政治80分，财经打0分。”他们要在经济上同我们较量。由于物价连年猛涨，人民深受其苦。那时解放战争还在广大地区进行，军费等开支很大部分是靠发行钞票来弥补的。由于钞票发行过多，政府财政赤字庞大。加上过去由于敌人封锁，各解放区长期分散经营，各有货币，各管收支，这种当年行之有效的正确的办法，已不适应于全国统一的新形势，不利于集中力量克服面临的严重困难。

1949年7月下旬，陈云同志亲自到解放不久的上海调查研究，并在那里主持召开了全国财经会议。会后，他集中力量抓了两件大事：一是平抑金融物价；二是统一全国财经工作。为了平抑11月那次最大的物价波动，陈云同志亲自主持，从全国调集粮食、棉纱等主要物资，经过周密部署，各大城市统一行动，在几天时间里就给哄抬物价的投机奸商以毁灭性打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不得不为之折服，说“中共此次不用政治力量，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物价，是我们所料不到的”。为了统一全国财经工作，经中央同意，各大区和各省、直辖市书记均兼任各该区、省、节财经委员会主任，统一财经的工作进展很顺利。

陈云同志从全面的调查研究着手，掌握大量材料，加以分析，找出矛盾，特别是注意抓住带全局性的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得力措施，加以解决。这种领导经济工作的方法，就是善于牵住牛鼻子，因而进退自如，疾徐由我，真可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了。

到1950年4月，全国经济状况开始好转，出现收支接近平衡、市场物价趋向稳定的可喜现象。记得有一次我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说到陈云同志主持中财委工作很得力，凡看准了的事情总是很有勇气去干的。毛主席听后说，哦，过去我倒还没有看出来。我又重复讲了一遍。毛主席听了，没有说话，他顺手拿起笔来，在一块纸上写了一个“能”字。我问道，你写的这个“能”字，是否指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毛主席点了点头。后来，毛主席还说过，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