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先生属于那种“竭毕生精力做学问”的知识分子。他关注的学问主要是逻辑学。早在中学时代，金先生曾分析过长期流行的一句谚语:“钱财如粪土，朋友值千金。”他认为这句话自相矛盾，如果“钱财如粪土”的话，那么“朋友值千金”按逻辑就会推导出荒谬的结论:朋友无异于粪土。在西南联大教书期间，金先生恪守自己为自己制定的上午不见客、不干其他事务的规矩，集中精力读书、写作。有一次，因思考问题过于投入，对空袭警报浑然不觉，在宿舍里岿然不动。待警报解除后，大家奔回废墟寻人，竟发现他提笔而立，呆若木鸡，“生命介乎无幸而免之间”。

　　形式逻辑是金岳霖先生的“看家本领”。但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有人试图否定这一学科。新中国成立后，受前苏联哲学界的影响，辩证法在国内学界占据主流，形式逻辑又处于挨骂的境地。但这并没有改变金先生的志趣。在《回忆录》中，他明确写道:“骂可以，可是要骂得言之成理，又要引用形式逻辑。因此骂也只得乱骂一阵。”上世纪50年代初，清华大学请马列专家艾思奇作报告，报告会由金先生主持。艾思奇一开场就声称:我们讲辩证法，必须反对形式逻辑，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我们要与形式逻辑作坚决的斗争。讲演会结束后，金先生的回应是:“你骂了形式逻辑之后，所说的话完全合乎形式逻辑，没一点错误。”

　　通过读《回忆录》，我们还可以发现金先生对学术和政治的关系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金先生曾坦承，对于政治，他是一个辩证的矛盾:“我是党员，可是，是一个不好的党员；我是民盟盟员，可是，是一个不好的盟员；我是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可是，是一个不好的委员。我一方面对政治毫无兴趣，另一方面对政治的兴趣非常之大。”

　　按我的理解，金先生所说的“对政治毫无兴趣”是指他从来就不想涉足官场。他所说的“对政治的兴趣非常之大”则是指他对政治动向的关注。关心政治，是认识世界，这是知识分子的本分；涉足官场，是重视改造世界，金先生认为，这不是他的长项。“用我们现在已经习惯的语言说，我这个人根本没有改造世界的要求，只有要了解世界、理解世界的要求。我基本上没有拥护旧世界的要求，也没有打破旧世界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等领导同志的努力打破了那个旧世界，我非常之拥护，并且愈学习愈拥护。但是在我自己的头脑里，我仍然只是在了解世界上绕圈子。”他认为他是个“搞抽象思维的人，确实不宜于搞政治。”

　　他甚至承认，他连自己的生活习惯都难以改变。“我的生活一直是优越的。我的肉体和上面说的各方面的生活构成我这个人的物质基础，这样一个物质基础的思想是不是能够彻底改造呢？从因果关系说，应该承认是可能的，但也只是可能而已；从事态因缘说，大概不会。”

　　金岳霖先生具有宝贵品质。在《回忆录》中，金先生说起这样一件事:在日本占领北京之前，有一次金先生在北京碰见学者钱稻孙。钱当时是清华的图书馆长。金先生向钱表示中国非抗日不可。但钱却说“万万抗不得，抗，不只是亡国，还要灭种”。对于这种汉奸言论，金先生第一反应是“我很想打他”。只是因金先生自幼接受不能打人的古训，才没有动手。后来，钱稻孙果真下水做了伪北京大学校长，成了汉奸……

　　▲刘培育先生整理出版的《金岳霖回忆录》，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