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２年５月，我出任外交部副部长，开始主管苏联、东欧事务。当时，中苏两国正处于严重的对抗局面：苏联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漫长的中苏边界线上陈兵百万；７０年代末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又出兵入侵阿富汗。这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形成了直接威胁的态势。但就在１９８２年初，出现了一些微妙的迹象，中苏关系开始酝酿某种变化。

　　事情要从那年的３月２４日说起。那天，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来到苏联的中亚地区，在乌兹别克共和国首府塔什干发表了长篇讲话?熏其中，虽然仍充满了对中国的攻击，但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并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建议双方磋商，采取一些两国都可以接受的措施，以改善中苏关系。

　　小平同志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做出反应。作为外交部首位新闻发言人，我发布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 “我们注意到了３月２４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声明念完后，没有提问，也不回答问题。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就结束了。三句话中，重要的是两个词，一个是“注意”，一个是“重视”。实际上，就是“听其言，观其行”之意。声明在国际上也立即引起了广泛注意。西方五大通讯社和其他外国媒体纷纷报道，并发表评论。有外电指出，这一谨慎而含蓄的声明，预示着对抗了３０多年的中苏关系，有可能发生变化，并使世界局势为之改观。

　　从解决“三大障碍”入手

　　这年盛夏的一天，小平同志邀集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和外交部主要领导到他家开会，研究中苏关系问题。陈云、李先念等老同志在场，我作为外交部主管苏联、东欧事务的副部长也列席参加了。

　　小平同志提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但中苏关系的改善必须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联得做点事情才行。这就提出了要苏联主动解决“三大障碍”，即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大家一致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

　　中苏两国长期论战，一直在争论谁对谁错，我们说苏联是修正主义，苏联说我们是“教条主义”，双方的调门越来越高。这次，小平同志提出的中苏关系改善的条件，却将现实问题的解决置于首位，重点由意识形态的争论转向了国家利益的考虑，显示出日后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趋向。

　　陈云同志提出了采取什么方式传递信息的问题。小平同志提议，为了不引起外界的无端猜测，可由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以视察使馆工作名义前往莫斯科，并同时前往波兰华沙。当然，第一站莫斯科是此行的主要目的地。８月１０日，苏欧司司长于洪亮启程赴莫斯科，苏方对于我们苏欧司司长突然出现在莫斯科，并要求在使馆面见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的行动，给予了特别的重视。

　　８月１８日，当于洪亮重返莫斯科再次会见伊利切夫时，伊利切夫谈话的态度有所变化，口气也缓和多了，称已将中方的想法报告了中央，苏方将做出正式答复。８月２０日，苏联第一副外长马尔采夫约见我驻苏使馆临时代办马叙生，交来一份作为正式答复的备忘录，表示苏方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级别上同中方讨论苏中双边关系问题，以便“消除关系正常化的障碍”。

　　中苏重开政治磋商

　　在１９８２年９月１日中共十二大开幕前，中苏双方已内部商定，由两国副部长级的政府特使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政治磋商。１９８２年１０月，中央委任我为中国政府特使，参加中苏政治磋商。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重要而又极富挑战性的使命。苏联政府特使，也是我的谈判对手，就是那位伊利切夫。作为主管非洲事务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从未主管过中国事务，但却同乔冠华、韩念龙、余湛、王幼平四位中国副外长先后进行过长达十年的中苏边界和中苏国家关系谈判，被苏联外交界视为谈判高手。

　　第一轮磋商于１９８２年１０月５日开始在北京举行。我们一开始就对磋商做了长期较量的思想准备。遵照小平同志关于同苏联打交道弯转得不要太急，不要急于求成的指示和十二大报告所阐明的对苏原则立场和政策，我们拟定了此次磋商的方针，即立足战略全局，坚持原则立场，着重提出要求苏联认真做些事，停止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同时，在策略上，举起改善两国关系和维护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旗帜，以保持磋商的渠道。

　　第一轮磋商进行了半个月，从５日开始到２１日结束，共举行了六次会议。伊利切夫则反复重申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但对我们所提出的“三大障碍”，则尽力回避，拼命反驳。苏方的论点也主要有三个：一是指责中方为磋商设置“先决条件”；二是提出中苏关系正常化，应当“不损害第三国利益”；三是宣称苏方“从不威胁中国”。他一再建议共同制定苏中关系基础文件，先就促进经贸、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达成协议。中苏两国政府特使第一轮政治磋商是一场互相摸底的前哨战，双方可以说是争吵不休，翻来覆去，各说各的，没有大的进展。

　　中苏第二轮政治磋商于１９８３年３月在莫斯科举行。在会谈中， 双方在探寻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上依旧各说各的，在实质问题上没有找到任何共同语言。此后，中苏两国政府特使政治磋商每年两次，分别在北京和莫斯科轮流举行。这是一场马拉松式谈判，是韧性和毅力的较量。但直到１９８６年４月在莫斯科结束第八轮政治磋商，双方仍没在“三大障碍”问题上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不过，磋商得以继续下去，保持了一个沟通的渠道，客观上对中苏双边关系起着推动作用。在正式的各轮磋商中，中苏双方就像聋子对话，完全对不上。虽是相互扯皮，达不成任何共识，但扯皮也有扯皮的意义。首先是双方对各自的立场和观点有了更充分的了解；其次，是扯皮本身使得双方关系没有更紧张下去。

　　邓小平的口信

　　如何从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的僵局里面走出来呢？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９日，小平同志在会见访华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时指出，解决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消除“三大障碍”，首先应从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件事做起。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都好解决。为推动中苏关系取得突破，小平同志首次提出中苏举行高级会晤的设想。小平同志请齐奥塞斯库带口信给戈尔巴乔夫：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办到的话，他愿同戈尔巴乔夫会见。

　　１９８６年７月２８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远东城市海参崴发表长篇讲话，表示苏联愿在任何时间、任何级别上同中国十分认真地讨论建立睦邻关系的“进一步措施”。他宣布，当年年底前从阿富汗撤出苏军六个团，苏联全部撤军则取决于外部干涉是否继续下去，并透露苏联正同蒙古研究撤出“相当数量”的苏军问题，还表示愿同中国讨论削减中苏边境地区的陆军。值得注意的是，他接受了中国在中苏边界谈判中所持的立场，同意按主航道中心线划分阿穆尔河（黑龙江）边界线走向，希望不久的将来，边界成为和平友好的边界。这次讲话显示苏方的立场有了重要变化。中央决定抓住这一时机，采取相应对策，同意恢复边界谈判。根据中方关于恢复边界谈判的建议，中苏外长１９８６年９月在纽约会见时达成协议，两国边界谈判于１９８７年２月在莫斯科举行。直到中苏高级会晤前夕，两国一共进行了多达１２轮的政治磋商。

　　中苏高级会晤

　　１９８９年５月１５日至１８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如期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中苏领导人的会晤，是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对此次戈尔巴乔夫来访的接待礼仪，小平同志要求在安排上讲究适度，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这言简意赅的六个字，表达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礼仪问题，而是准确地概括了当时中苏关系的性质， 形象地勾勒出两国未来关系的定位。

　　至于双方会晤的主题，小平同志提出了思想深邃、语言明晰的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５月１６日上午１０时至１２时３０分，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同戈尔巴乔夫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小平同志总结了几十年风风雨雨的中苏关系，强调主要是苏联把中国摆错了位置，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又说，虽然如此，中方从未忘记，苏联在新中国建立的初期曾帮助中国奠定工业基础。至于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小平同志说，他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回过头来看，双方讲的都是空话。那些争论，我们也不相信自己是全对的。讲到这里，他特别强调，讲这些过去的事，目的是为了前进。不是要求再和苏方进行辩论了。这些历史账讲了，问题就一风吹了，重点是放在未来。

　　戈尔巴乔夫表示，关于俄国、苏联与中国关系是如何形成的，有些东西苏方有自己的看法和评价，但在不太久远的过去，苏中关系的有些方面，苏联是有一定的过错和责任的，并赞同过去的问题就讲到此为止。作为历史人物，戈尔巴乔夫的功过，自有后人去评价，但他的北京之行所完成的重大历史使命，在中苏关系史上，应当被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

　　通过这次高级会晤，中苏两大邻国终于结束了几十年来的不正常状态，重新建立起正常的国家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