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世界大战后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东西方处于严重对立的冷战时期，纳粹劳工赔偿问题一直没有提上议事日程。上世纪９０年代，一些纳粹劳工中的幸存者向德国有关方面提出了赔偿要求，但由于他们的声音小、影响弱而未引起重视。
艰难的谈判历程
    １９９８年德国社民党与绿党在大选中获胜。此届政府成立不久开始重新关注这个令人棘手的话题。施罗德当选总理后立即访问美国，他与美国总统克林顿把纳粹劳工的赔偿问题提高到两国政府的层面上来商谈。施罗德后来曾提到，“这要归结于我与克林顿良好的个人关系。我很难想像，如果是现在的布什，我们还能否达成协议。”
    １９９９年９月，德国前劳工部长拉姆斯多夫与美国、以色列、东欧５国及世界犹太人大会代表，在美国开始就赔偿问题进行谈判。然而，双方在赔偿数额、分配原则等问题上分歧很大，谈判拖延了半年之久。当时德国提出赔偿基金的数额为１７亿美元，且只有一半用于赔偿幸存的纳粹劳工，每个人能得到约３００美元的赔偿。而受害方代表提出２００亿美元的赔偿数目，数目相差太大，这样第一次谈判无果而终。后又经过多次磋商后，在１９９９年１２月，德国和美国代表在华盛顿重开谈判，德政府和企业界提出赔偿１００亿马克，但谈判各方在纳粹时期保险索赔、赔偿基金如何分配等方面仍存在很大分歧，谈判不得不拖到了２１世纪。
　　２０００年３月８日，德国、美国、以色列、东欧５国再次在美国举行谈判，各方代表的分歧仍集中在赔偿基金的分配问题上。德国、以色列和犹太人大会坚持只将８０亿马克用于纳粹劳工的赔偿，而白俄罗斯、捷克、波兰、俄罗斯和乌克兰等东欧５国要求将１００亿马克中的９０亿用于纳粹劳工的赔偿，至于建立教育基金和犹太人财产赔偿基金最多只能占１０％，也就是１０亿马克。这一方案又遭到美国犹太人的反对。最后，经过各国索赔方代表长时间的“据理力争”，赔偿分配问题终于有了一个初步结果。
谁能拿到赔偿金
     ２０００年在柏林建立的“纪念、责任和未来”基金会正式开始启动赔偿具体工作。基金会要求所有索赔人在１６个月内向所在国相应机构提出索赔申请，申请人必须提供在二战期间被纳粹德国强征为劳工、从事奴役性劳动的证明材料。德国科隆市有一座纳粹历史档案馆，这里珍藏了所有二战时期的各种档案资料，只要受害者的名字、照片出现在某个档案中，就可视为索赔人。一些查不到任何证据的人还可前往科隆档案馆，向掌握这一历史的有关人员叙述自己当年的经历，如在哪个城市或哪个企业干活，从事了什么工作等。如果所述情况与历史相符，档案馆也会出具相应证明。
    根据这一规定，有约２０００多位索赔人没能提供书面证明，但凭口头叙述而得到承认。在各国的索赔人中，波兰人可谓最“倒霉”，因为波兰在二战中不属战胜国，因此德国人不太重视对该国的档案资料保存，许多波兰人查不到任何证明自己当过纳粹劳工的资料。一位８０多岁名叫布罗斯基的波兰老人抱怨说，他被强迫劳动的村庄在战争中被盟军的炸弹夷为平地，他根本无法提供任何证明。还有不少苏联公民自己销毁了所有有关证据，因为他们害怕回到祖国后被视为叛徒和卖国贼而遭到迫害。有较少一部分人立场最为坚定，他们拒绝接受德国人的这种一次性赔偿方式，特别不能接受“德国作出赔偿后，今后任何人不能再对德国和德国企业就此问题提出起诉”的条件。
    所有证明材料最后汇集到位于柏林的“纪念、责任和未来”基金会总部，这里的工作人员还要对其进行翻译、核查，对于有疑问的人基金会要派专人到其生活所在地进行实地考察，最后基金会根据提供的证明材料划分赔偿档次。凡是二战时在德从事一般性强制劳动者将获得２５００欧元的赔偿，而那些在集中营、军事基地等从事奴役性劳动的人则可获得７５００欧元。这些赔偿金分两次兑现，基金会总部先将赔偿金寄给各国的有关机构，再由当地组织发放到个人手中。 (责任编辑：鑫报)